天水籍作家秦岭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图）

2015年6月9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小说月报》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揭晓，旅居天津的天水籍作家秦岭的短篇小说《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榜上有名，这是秦岭继中篇小说《皇粮》获得原创百花奖以来，再次荣获以“百花”命名的全国性奖项。获奖作家还有铁凝、贾平凹、苏童、迟子建、赵玫、方方、毕飞宇、叶广芩、严歌苓等。

《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以西部干旱地区为背景，描写了一位怀孕的女人和同样怀孕的狐狸用生命的挽歌捍卫尊严、彰显灵魂、呼唤大爱的故事。小说一经《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即以独特的视角和普世价值引起文坛广泛关注，被许多大学搬上课堂，同时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1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纳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短篇卷)等多种选本。据悉，本届评奖共评出包括长、中、短篇小说奖，小说双年奖，小说新人奖，散文奖和散文特别奖等7个奖项。评选活动由读者和专家共同参与，并将于6月25日至28日首次以“走红地毯”方式举行颁奖活动。

秦岭曾就读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系活跃于全国文坛一线的青年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小说集《皇粮钟》、《借命时代的家乡》、《杀威棒》等10部，主编文集20余种，小说40多次入选各类权威选本选刊，散文曾入选《五年制小学语文实验课本》和全国高中联考、高考模拟试卷。长篇文学作品曾两次被纳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短篇小说3次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获各类奖项10多次，参与主创的影视、戏剧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特等奖等，曾被天津市宣传文化系统评为“五个一批”优秀人才，也是天津市唯一被中国文联授予优秀个人称号的青年小说家。

把内心照亮

——访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得主秦岭

 【摘要】在我看来，优秀的文学必然布满了社会的神经。社会越是无序和喧嚣，文坛越应该清醒和警觉，这一点，我非常看好西方文学家的思想和姿态。而我们不少人面对文学却是轻佻的。

  问：短篇小说《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荣登201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等多种年度选本，这次又荣获第16届百花奖，您认为这部作品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秦岭：小说一经《人民文学》发表，我即感受到了来自专家、读者的青睐和热情。您一定注意到，很多评论中都提到唤醒、永恒、普世等令人欷歔的字眼，我自己也深受感染。今年“读书节”前后，一些高校邀请我讲座的缘由，多与生命的尊严、大爱的寻觅、生态的呼唤、人性的反思、价值的判断等人文元素有关，我想，这也许是来自女人和狐狸生命的呼唤吧。有学者说：“把我们的内心照亮”。这一定是读者欢迎它的理由。

  问：《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的画面感非常强，文字所要展现的画面感和影视剧的画面感有没有区别？所谓“画面感强”的文学作品是否在改编影视作品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秦岭：您提到的画面感，实际上是中外小说创作中最为宝贵的审美品质之一，其主要特征是细节和描写。在过于偏重形式和技术的当下，许多人有意绕开这一铁门槛，而我选择跨过去。在我看来，只有画面意象才能弥补女人、狐狸两个不同物种的行为交流和心理博弈。文字展现的画面感与影视剧的画面感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表现人物行为层面的“画面”优势永远无法相互替代，但心理层面的“画面”，文字与影像的抵达始终是一致的。画面感强的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固然得天独厚，但前提是小说“画面”转换之后，必须满足影视“画面”的指向，也就是区别之外有联系的部分。

  问：报刊和网上有很多赏析《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的文章，作者有专业评论家，也有文学爱好者，其中不少分析得十分细致，让人想起学生时代做阅读理解题时老师的讲解。您更希望人们以怎样的心态和方式欣赏您的作品？

  秦岭：这一现象既鼓励了我，也让我警惕，当这篇小说和之前的《弃婴》、《杀威棒》、《摸蛋的男孩》被一些大学、中学教师从国情教育角度搬进课堂时，我真正体味到当年章德宁、杨显惠诸贤提出的“秦岭的小说提供了认识价值”的深意。当下中国的现实为作家提供了非常丰厚的思考养料，考验作家的除了技术的智慧，重要的是观察、思考与判断社会的硬功夫。在重力加速度的时代，我们不该让现实瞬间变成历史的废墟，我愿意我的读者保持一种冷静和从容感受我的小说，因为我所有的质疑、追问和批判，都把历史和现实纳入当下来判断。我阅读别人曾屡屡上当，我不能让读者上我的当。

  问：《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与您之前的《皇粮》《在水一方》等不同体裁的作品，创作思路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秦岭：联系在于都是反映社会变革时代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灵世界，区别在于体裁、表现方法的路径不同。《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用了现实加魔幻的手法，以“水”为背景，把人与兽类放在同等的、公平的灵魂天平上，考量生命和精神的尊严。而长篇《在水一方》是纪实的，为了反映饮水安全这一全球关注的严酷现实，我斗胆融入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的技法，我相信写实的冲击力，同时也相信虚构超越真实的可能性。尝试的结果是，这部书被纳入中国水文化研究的重点图书。值得一提的是，《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借命时代的家乡》、《被马咬掉耳朵的主人》等中短篇，均与我关注饮水民生有关。我和央视主持人朱军对话的主题是《水是举头三尺的神明》，是水、神明这样的字眼带给我内心的震撼，加速了我在纪实、虚构、想象之间的不断变换。“皇粮”系列包括《皇粮钟》、《皇粮》、《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等小说，题材因素，我用了写实之法，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文学的母体能够像绵延达2600多年的皇粮史足以反映农民内心的隐痛了。“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人，一要喝水，二要吃饭，连我自己都没料到，我的文字会落到老百姓的杯子、饭碗里。

  问：在《皇粮》创作谈中，您曾提到该系列改编的电影、电视和戏剧，大概只有农民才会感兴趣，那直到现在为什么还在坚持写农村题材，对城市读者的信心有没有增长呢？

  秦岭：记得那个创作谈的题目叫《有一种蒙昧我不愿相信》，也是我6年前荣获第十三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的感言。当那么多城市居民享受城乡“剪刀差”的巨大红利而对中国农民付出的惨重代价不明就里时，当宁可享受低保而不愿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下岗职工对建设现代都市的农民工嗤之以鼻时，这种糟糕的文化心理足以让全人类惊诧和质疑。根据“皇粮”系列改编的多个剧种吸引了很多农村观众，也摘取了很多大奖，但它打动城市观众很难，其中包括象牙塔里的某些知识分子，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盲流”、“闲散人员”、“城市不稳定因素”、“待遣返人员”等概念，就是知识分子的可耻发明。我之所以选择面对乡村，是因为农民经受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让我欲罢不能，而笼罩城市居民心头的多是精神的迷茫，这种迷茫其实更为悲哀，它与无情、自我和欲望有关。我的许多小说其实是把城乡融为一体的，城市，其实是乡村的镜子。我对城市读者当然充满期待，我今后写城市的时候，必然会把镜子掉过来。

  问：农村缺水、上缴皇粮，都是当代城市人不太熟悉的元素，您是否将这种“唤醒”视为自己的一种责任？

  秦岭：责任这个词，在我看来是很恐惧的。我宁可认为，写水、写粮食是我的宿命。三年前，水利部从中国作协推荐的十多名作家中，最终选择委托我行走乡村考察饮水状况，开始我并没答应，但我突然就想到了故乡甘肃大地湾出土的史前时代先民们用来取水的尖底儿陶罐，想到了我儿时在山洼里担水、在枯井边等水的记忆。同样，我有过早在八九岁时就背着小麦、拎着篮子给城里人上缴“皇粮”、鲜蛋的经历。当这些记忆与现实的都市链接，眼前仿佛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走出这个黑洞的唯一路径，就是创作了。当我回味从维熙、蒋子龙等方家以“历史的刻度”定义我的创作时，我也感受到了“唤醒”的力量，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有好几个“富婆”委员告诉我，看了《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再也不忍心穿皮草了，再也不敢浪费一滴水了，愿意把洗衣服的水节约下来冲马桶。有些单位在民生教育中还以“皇粮”系列为例，宣讲人与粮食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问：您曾经提到希望人们能用历史、社会、生命、宗教的视角审视文学，这对小说来说要求是否太高了呢？尤其是在关注度原本就被其他艺术形式分散的当下。

  秦岭：在我看来，优秀的文学必然布满了社会的神经。社会越是无序和喧嚣，文坛越应该清醒和警觉，这一点，我非常看好西方文学家的思想和姿态。而我们不少人面对文学却是轻佻的。譬如，很多文学评论家习惯于就文学论文学，习惯了在形式上兜圈子，很少有人跳出文学本身，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观照文学；成为作家的门槛也很低，个人情绪的宣泄、人性恶俗的刨挖很容易以文学的名义被津津乐道。这样的东西，疑似批判现实的，实质上是迎合世俗和俗世的。正如建筑大师们在京城创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建筑，专业人士陶醉其中，却丝毫不顾民族、社会的审美理想与文化水土的历史适应性，文学存在同样的幽默，这也是它在艺术形式分散的当下不够强势的原因之一。我这样讲，不是有意抬高文学的标杆，而是在此岸遥望文学的真容。

  问：如今人们阅读的介质逐渐向移动化、电子化演变，作为文学创作者是否要顺应这种变化，比如在作品结构、篇幅和题材等方面。

  秦岭：新媒体时代，变与不变同样会有市场。不久前，天津外国语大学的一位教授邀请我为其小说作序，打动我的是她笔下文学与网络联姻之后的开阔性，是把故事框架敲碎以后用图片影像代替文字的观赏性，是英、汉双语交替叙事的文化共融性，是电子光盘语音辅助诠释的立体性、诗性和神秘性。小说之所以在大陆和英语国家受到欢迎，是因为她在高雅与流行中靠近了受众的审美之根。我欣赏这种探索与创新的科学性，但我自己的创作肯定要背对这种范式的，我也在颠覆自己，但那是坚守中的颠覆和颠覆中的坚守，这与我的审美与路数有关。（据网络 作者系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原文作者：胡晓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