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朋友”罗生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来自奥地利的罗生特医生救死扶伤，在中共军队中服役9年，影响和贡献不在白求恩之下，却遇阻于新中国大门之外，客死异乡，长达近40年湮没无闻。
穿着新四军军装的罗生特。（资料图片）
作者：徐天 杨天宇
1977年11月底，肺癌晚期的前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王雨田住在北京医院，已接受了多次化疗。躺在病床上的他很瘦，虚弱无力。
他忽然对妻子、时任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的张惠新提起了一个人——罗生特。30多年前，来自奥地利的罗生特是他们夫妇在八路军时的战友。“罗生特是个伟大的人，和白求恩一样。我没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到他，希望你们能做点什么。中国不能忘记他。”
早在1952年，王雨田在中国驻东德大使馆任政务参赞。张惠新后来回忆称，王雨田当时接到罗生特妹妹的求助信，希望他帮助罗生特实现回中国的愿望。他正好回国休假，就请示了国内，得到了同意。等他回到东德进一步联络时却得知，罗生特已经患心脏病去世了。
能确定的是，死前两年，罗生特曾向几家中国驻外机构申请过签证，但要么未获准，要么等待遥遥无期。个中曲折，已难以确知。这名中共特别党员最终没能回到自己战斗了9年的地方，客死以色列。
向妻子交代完这个未了的心事，不到半个月，王雨田就去世了。为罗生特做点什么，成为了他的中国老战友们共同的心愿。
中共特别党员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占领了奥地利，上万名“不可靠分子”被捕，投入集中营。35岁的犹太医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雅各布·罗森菲尔德也在其中。他从维也纳大学获综合医学博士学位后，已行医10年。1939年夏天，他获释出狱，被判终身驱逐出国。
当时，中国上海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可容许犹太人避难的地方之一。1939年8月，罗森菲尔德和弟弟以及一名集中营的难友一起来到上海。他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诊所，很快声誉鹊起。
他加入了波兰籍犹太人希伯领导的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共的抗战主张。曾加入过德国共产党的希伯，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密切，一年前曾以记者身份到皖南新四军驻地采访，常常谈起这次旅行的见闻。罗森菲尔德对抗击法西斯的新四军充满了兴趣，表示希望能参加战地救护。
在希伯的介绍下，经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和材料科科长吴之理的考察，他得偿所愿，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护送去了苏北。
彼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刚重新组建，军部设在江苏盐城。1941年3月20日，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在盐城召开大会，欢迎他的到来。
他只会说德语，唯一能担任翻译的是沈其震。他讲述了在集中营的经历和来到新四军的兴奋之情，引起了在场人的共鸣。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听众们一同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希特勒”等口号。
最后，陈毅致辞。他说，八路军有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来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派来的援华医疗队，现在新四军的卫生工作也有了从奥地利来的著名医生——罗生特(沈其震给他起的中国名字)博士。“中国的革命和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义人士都在声援我们！”
1942年春天，罗生特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他本是社会民主党人，对斯大林和苏共也都印象不佳，但新四军让他改变了看法。由陈毅和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钱俊瑞做入党介绍人，经中共华中局批准，他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
此后，这个特别党员一身戎装，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役达9年之久。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他提出，想回解放了的祖国奥地利去，和家人相聚，寻找失散的女友，同时动员旧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送别罗生特时，刘少奇说：“当年在盐城欢迎你，那是在抗日战争艰难的敌后；今天在天津欢送你，我们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开始建设新中国。这中间有你很大的功劳。”之后，罗荣桓夫妇将他送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在上海，时任市长陈毅设宴为他践行。
当时，他的新四军老战友、时任解放军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吴之理正好在上海。多年后，担任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吴之理还清楚地记得，临行前，罗生特告诉他，自己还会回中国，并且要带着未来的妻子一起来。罗生特在中国的九年间，他和罗生特多次分别又重逢，他以为，这一次分别亦是寻常事。没想到，竟成永别。
客死以色列
1949年11月末，罗生特回到奥地利，得知母亲已惨死于集中营，弟妹也都逃离了奥地利。家破人亡的他，在维也纳漂泊无依。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得知昔日的中国战友们纷纷重上前线，罗生特非常希望能回到中国，加入他们的行列。
后来任中科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沈其震在接受奥地利对华友好及文化关系促进协会(奥中友协)副会长格尔德·卡明斯基访问时曾告诉他，罗生特向中国驻东德大使馆申请签证，但因在抗美援朝期间，中方对与西方人员接触非常审慎，没能如愿的罗生特受到很大打击。
1951年，罗生特又去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再次提出去中国的申请，迟迟未获答复。他决定去以色列投奔弟弟，同时等待答复。
1952年初，他终于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回复，请他去大使馆面谈。这次见面的详情，已经无法获知。这年3月11日，他给在英国的妹妹写信说：“应我的老公司(指代中国的暗语)的邀请，我在欧洲呆了四个星期。会面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不过我还是充满信心。”
返回以色列后，健康每况愈下的他住进了医院——1948年平津战役结束后，他曾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身体，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主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和陈旧性心肌梗塞。
1952年4月22日那天，他情绪很好，晚饭时还唱了歌。但当晚，心脏病发作，他骤然去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不久，当年的战友们先后得知罗生特去世，无不唏嘘。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让他们自顾不暇。这个曾经与白求恩比肩的名字，就此湮没无闻。
“总后”调研
罗生特这个名字再次被提起，已是上世纪80年代。
1986年，解放军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成立了后勤历史研究室，冯彩章、李葆定都是该室研究员。
李葆定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过医生的冯彩章提议，研究后勤历史，从卫生领域的人物切入，也许更为方便。于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罗生特，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1987年秋天，他们去了罗生特曾经工作过的山东省莒南县调研。抗战时，这里是八路军山东军区机关驻地，罗生特1943年8月曾来此给患肾病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治病，并且留在了这里，一直到抗战胜利。莒南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徐林田和县党史办公室主任张开文接待了他们，陪同他们四处走访。
当地老人仍与抗战时一样，亲切地称呼罗生特为“罗大鼻子”。“罗大鼻子”抢救产妇、治疗癌症的故事，比比皆是。如1944年，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彭葆仁患乳腺癌，需要作切除手术。这样的大手术，谁都不敢想。但罗生特和王雨田搭档，成功实施了手术。
冯彩章和李葆定调研后认为，罗生特在中共军队中服役9年，转战三大战略区，是担任军队实际职务最高的西方人，对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贡献都不在白求恩之下，但却几乎不为人知，这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1月30日，他们在《健康报》头版发表了纪念罗生特的文章《迟到的纪念——追记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罗生特这个名字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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