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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中,平凡劳动者的温度就是社会的温度

寒潮席卷中国。当温暖氛围被凛冽的北风吹散,每个人都在接受考验,社会也开始显现本身的温度。

北京气温最低的那两天,徐薇,一位年近50岁的老北漂,一如既往地把做炸鸡的小车立在寒风中,只有一把挡风的大伞和小煤炉帮助维持温度,她冷得直跺脚;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已经“奔四”的赵虎则拎起外卖盒子,一次次地从温暖的室内,闯进寒冷的街头。

街旁是灯火辉煌的城市,是他们为之奋斗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地方,是他们在寒夜到来可以蜷缩其中取暖的地方。然而,在生活的驱使下,他们选择站在街头,与寒冷抗争。

他们是伟大而卑微的劳动者,在这场寒潮带来的考验中,他们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一道分值最高的考题。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温度就是社会的温度。

他们身上大都背负了沉重的包袱——从贫乏的学识到难以落地的户口,渐渐有些跟不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以至于从他们身上读出来的温度,总是低得让人尴尬。

在雪花意外降临南京城的时候,安徽明光市农民老阚喝完半斤酒,钻进了安德门高架立柱旁一块蓝色塑料雨布中。这位没娶过媳妇的老汉,走遍了中国南方那些富裕的省份,“福建、广东、浙江、湖南,到地方就找活儿干”,但是如今,在南京的雪夜,他只能钻进路旁的雨布里。

雨布很轻薄,容易被风刮走,靠一圈小石头压着。靠近些,能听到轻微的鼾声。

鼾声同样来自安徽阜阳的张广福,他干过工地,卸过沙子,一分一厘的钱都为24岁的孩子攒着。娃要结婚,这天经地义,哪怕需要他夜宿街头。

当然,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沦落困境的劳动者。比如设立救助站,比如成立各式各样的社工组织。这些都是温暖的开始。但是,在刺骨的寒风里,单凭一个火把显然不能燃起足以温暖人心的炽热火焰。

那些街头的露宿者还不习惯救助站的生活,或者觉得填表“麻烦”,或是像南京街头另一位小伙子说的“咱来南京就是找点工赚点钱,去救助站住着,不如回家了”。

是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社会变化得太快了:高涨的房价、昂贵的医药费,逐渐精英化的教育。这些漂在大城市的外乡人,站在还很薄弱的社会保障上,即使努力踮起脚,也很难够到它们。赚点钱,再多赚点钱,成了他们唯一能抓得住的稻草。

所以来南京后,安徽的老阚为了找工作方便,一直睡在安德门附近。他觉得“没啥累赘,有活儿就干,有酒就喝,除了晚上有点冷,也没啥”。

所以,北京的炸鸡阿姨徐薇,才会在很少有人出门的最冷周,坚持出摊,她几乎天天都会到五环外的一条马路上摆摊,并且坚持到晚上11点左右,即使最低气温已经接近零下18摄氏度,“有时顾客多了,一忙也就忘了冷,更不觉得是冬天”。

所以,当很多人怕冷,晚上9点半就下班时,送外卖的赵虎才会一定要坚持到10点半,而且他说,有单,就很激动。

对于他们来说,劳动依然是他们最相信的力量,也是他们唯一能够牢牢握在手中的东西。

即使伟大的时代,也难免有不公正的缝隙。与其说他们感受不到从这些缝隙中透进来的寒风,倒不如说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问题被解决之前,他们只能一刻不停地辛勤奔跑,才能在这个社会中保持温暖。

这维持温度的努力不容一刻松懈,因为围着这点火苗取暖的,还有离他们或近或远的家人。

赵虎每天晚归,媳妇就要辛苦帮忙热饭。老家那边,父母的电话也越来越多。赵虎说:“每次听到爸妈的叮嘱,以及才4岁大的孩子在电话那头狂喊爸爸,我就很暖和了。”

徐薇也知道,自己90多岁的父母,每次经过菜市场就会想起她,每次看到天气预报就会惦记她,怕她受冻。

每个平凡的劳动者就这样被那些来自远方的挂念推动着,慰藉着,努力维持寒夜里跳动的小火苗。火苗微弱,却真切地映射出每个人可期许的未来。

我们希望,这些微弱火苗中蕴藏的力量,能够被认真呵护。即使这个社会的温度还有待提升,它们也是能够温暖中国的星星之火。

寒潮会消退,但冬天总会来临,到那时候希望照亮未来的,不只是这些来自个人的小火苗。

唯愿每个个体,都能被更大的温暖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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