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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民国商事(天之水网)

秦州民国商事

题    记

现在,当我们看到“工业——富民之要”、“工业——强市之基”这些稔熟的词汇时,却并不了解中国和当地工业兴起的艰难历程。回味这些业已过去的历史,对当今社会生活还有什么提示与启发吗?我不敢有此奢想,但总想在回顾中有所品味。

“陇南王”的开拓轶事

在军阀混战遍及全国的民国8年2月14日,渭川道( 民国2年,秦州改为天水县,隶属陇南道;民国3年6月,陇南道改为渭川道,辖天水、秦安、伏羌、武山、通渭、礼县、徽县、两当、西和、成县、武都、西固、文县、清水14县)所辖的天水县城,出现了一位身穿北洋军军服的镇守使。这位镇守使一到天水,狭窄的铺满小石子的古街上,突然出现了一辆希奇古怪的镇守使专用马车,让市民在震惊之余,不免大开眼界。

那是一辆旧式的四轮马拉轿车,有四匹马并列驾辕。车夫是个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的白俄罗斯少年。他中等个儿,着白衬衣,黑领结,绿马裤,长统靴,欧式礼帽顶插着根一尺来长的白羽毛,大有欧洲骑士风度。这离奇的衣着,加上马车奔跑时头顶绒绒的羽毛随着全身的幌动摇摆飞舞,市民见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鸡毛飞”。“鸡毛飞”个头不高,却精健敏捷,武艺过人,是镇守使的得力保镖。他的驯马技术更让市民感到离奇。赶车不用马鞭,而是吹着长短不一的口哨,几匹马听任指挥,以哨喑为准,慢时行驶平稳,快时奔驰如飞。轿子里边的镇守史不是摇头愰脑,观景思谋,对古城街道的狭窄和城门牌坊之多阻碍车辆通行皱眉不止;就是闭目养神,遐想着要把自己的小天地来个改头换面,有点北平、天津的现代气派。

镇守使名叫孔繁锦,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清末陆军讲武学堂。就职于皖系军阀段祺瑞部下,也受到袁世凯的赏识,授于陆军中将和铭威将军。是民国初期甘肃督军张广建的胞弟。因继嗣舅父孔家,故改姓孔。这让他头上有了一个显赫的光圈,遂以“至圣七十四世孙”为荣。民国3年随张广建来甘肃,任亲兵司令。民国7年(1918年),因陇南局势不稳,张广建以援助陕西军务和清乡为名,派孔繁锦带领省防军三营驻守天水。民国8年(1919年)撤消天水总镇建制,任命孔繁锦为陇南镇守使,后又兼任陕西边防督办,援川总司令等职。从民国8年到民国15年,统治了陇南整整八年。因独霸一方,割据天水,人称“陇南王”。

这个令州人震惊,也遭人唾骂;这个既高高在上,又喜深入巷里乡间私查暗访,想当现世“包公”,又乱杀无辜;这个扩充军队,独览大权,生性爆燥,又豁达,无成府,惜名誉,礼士绅,能够采纳建议;这个既大量敛财,又用于社会,大刀阔斧改造市容,兴办实业与教育,还能解囊资助培养人才;这个既得势时当王者,又能失意后甘当百姓的人,他的多重性格和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让他在秦州的八年中扮演了多个角色。在秦州人的印象中真是太深太深了,以至有关他的作为,不管是贬意的,还是褒意的,都如故事一样在民间津津乐道地相传至今。

事非功过

历数孔繁锦的功过,是否可以磬竹难书?在他统治秦州的八年期间,设造币厂,大造铜元,滥发纸币,致使物价飞涨,百姓叫苦连天;屡换货币,使小商贩相继破产;大兴土木,广征民夫,加大税收(岁额自二十余万增至四十余万,正供赋税,不在此数)繁重的劳役、赋税,致使民不聊生;大开烟禁,毒害民众,迫令农民种植鸦片,种者收烟款,不种者收“懒务款”。于是,陇南一带罂粟遍地,出现了“万紫千红总是烟”这美丽而怪诞的景象。

孔通过以上途径大量敛收钱物。而这些钱物除用于官府经费和供养军队外,还用来兴办实业及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陇南机器局、天水电灯局、和丰制革织毛有限公司、天隆纺织厂等工厂;资助办学,修建西医医院;整修街道、兴修公路、便利交通;拓宽街道,加固河堤……难怪孔常常以理财家、实业家、教育家自居。

在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民国初期,备受战乱之苦的秦州人民,在孔繁锦统治的八年里,倒出现了一度相对稳定的局面。

看来,孔繁锦既是一个遭人遗责,独霸一方的军阀;又是一位开拓型的人物。他在秦州执掌军政大权的八年中,确实“繁花似锦“地大干了一场,而且创造了几个“第一”,使古老的秦州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军事家“的谋略

常言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带兵起家的孔繁锦,虽总结不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却目睹了袁世凯窃国的前前后后,深知“有兵就有一切”。从民国8年一上任,就招兵买马。先招兵1200人,分编为三个补充营,驻扎在东教场。一面加紧训练,一面在东教场西则兴建大型营房三座。将军需费用全摊派给各县承担,不足之数,又硬性分派地方士绅和商会资助。用这些搜刮来的钱从上海等地购进大批德国枪炮武器。

民国10年(1921年)先后接收了甘肃新建左军吴攀桂、右军吴桐仁的全部军队,将自己的军队扩充为三十二个营,由他亲自训练。他整军经武,治军严格,改善武器装备,实行新式军制,使其部队军容整齐,装备完善,武器精良。其中有特种装备的骑兵2营、炮兵2营、辎重兵2营,编为三个旅,约一万多人,分别驻扎在陇南14县。

孔繁锦常常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漫步在东教场对面的“禇葛军垒”这个小小的土堆四周,遐想着禇葛亮当年点兵的雄壮场面,轻蔑地哈哈大笑:请看看你对面那排列整齐的军营,装满武器的军庫,荷枪实弹正在操场上撕杀拼打的练武场面吧,要比你当年威风百倍哩!

“实业家”的胆识

经济的开发离不开政治的改革。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逐渐代替了腐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学习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科学知识和经济制度,新办新式的民族工商业,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无论改良派的“实业救国”论;“求富”、“兴利”的经济思想;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后来的“新民生主义”,都多多少少左右了孔繁锦的执政策略。其“求富”、“兴利”的主张,与孔繁锦巩固政权的想法是多么吻合!他尤其赞同“‘富’是‘强’的基础,中国必须先富而后强”的论断,而他独霸一方的政权也必须先富而后强。孔繁锦认定,有了军队,还得有钱。作为卦着“民国”招牌的北洋军阀中的一员,他打着学习西方“富强之术,救中国危弱”和“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的旗号,办与自己有利的实业。

他到天水任职的第二年,就向各县摊粮派款,大量搜集资金,先后办起了陇南机器局、天水电灯局、和丰制革织毛有限公司、天隆纺织厂等企业,让秦州这座古城听到了机器的轰鸣,自产自销的商品流动,旁晚商店厨橱窗闪亮的电灯和街道边明晃晃的路灯。市民用惊异的眼睛观望着这“点灯不用油”的神功奇能,一时转不过向来。这一神秘的现代能源的引进,使秦州人踏响了时代的脚步声,开始向现代化迈进了!

孔繁锦是个喜欢变革的人,也许在他踏进秦州城内,礼贤下士地拜访了哈锐先生并参观了秦州第一所工厂——炳兴火柴公司的时候,就有了自己开办实业的诸多设想,并聘请哈锐为顾问。所以在一开始办厂时就有了先办一个机械厂,形成炼铁、炼钢、炼铜,制造军械、铸造铜元、银元一条龙生产线的宏伟规划。他一上任,就下令销毁了沿袭明清两代由官炉所铸的铜钱——“制钱”,准备由衙署范铸铜元。因此一次性投资300万银元,从上海、汉口购进外国机器,又以重金从汉阳兵工厂和四川请来技师、技工,还聘请了一位德国机械专家为顾问。于民国11年2月,拆毁南郭寺随朝所建砖塔,在军营以东办起了“陇南机械局”(现岷山厂),其厂占地面积广,建筑规模大,设备先进,墙垣高厚,被市民称为“新城”。有职工200-300余人,孔自己任总办,杜斗山任会办。但开办后,由于燃料供应困难,不得不停止钢铁冶炼,专铸造铜元,修理枪炮军械。用杂铜铸造的50、100、200文砂板铜元,在陇南各县流通,后更名“陇南造币厂”。

为给造币厂解决动力,同时也给他的衙署解决电灯照明,于民国11年,从上海购进30千瓦马力蒸气机、50马力煤气机一部,30千瓦三相交流发电机一部,燃料用木炭和木材。先在东教场造币厂内安装发电设备,成立了“天水开明电灯公司”。 当年3月,发电容量达30千瓦,供电容量23.4千瓦。灯炮一般只有16烛光,约400多个灯头。仅供大街、衙门、公馆和几家比较大的商号照明。市民都感到希奇,每天晚上有几百人到衙门门口看电灯。

民国12年,因发电厂距衙署较远,不便衙署供电修理,又将厂址迁至广益仓院内(今天水报社印刷厂),修建了厂房,移装了机器,正式命名“天水电灯电话局”。并在大城一带架设路灯。其时,东起五里铺,西到坚家河,电灯照亮了秦州夜,使天水成为甘肃省第一个出现路灯的城市,也成为后来(民国16-34年)天水电灯厂和天水电厂发展的基础。

民国14年3月,利用陇南丰富的皮毛资源,在城南水月寺(现人民公园)又创办了官商合股经营的“和丰制革织毛有限公司”,招收职工200多人,其中有一些多年从事制革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还用高薪从四川骋请了几名技师作指导,专门生产军用皮件、皮革用品。由于技术力量雄厚,产品质量较高,原料价格低廉,产品深受全国各大商埠欢迎。但市场上销售却寥寥无几,这些军用产品大部分被孔繁锦赠送给各地军阀用来换取枪炮子弹,武装自己。

同年,又在钟楼巷(现青年北路秦洲区招待所)筹办了“”天隆纺织厂”。纺织业是秦州手工业的强项,并逐渐被机器所替代。早在光绪三十年(1906年)日本产织布机、纺织机、弹花机等先进设备已相继进入秦州,宽幅的洋布“爱国布”替代了窄幅的手工“土布”,以优质产品畅销各地。张謇的“棉铁主义”认为,纺织中最适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是中国广大人民所必须,销路广,获利容易。孔繁锦也视其为发财致富之路,从上海一次性购来织布机90多台,如果这90台机器都转动起来,那将是一个怎样宏观的场面!定能从质量、产量上胜过“德用生布庄”那些只有十来台机器的私方小厂。但因没有买到纺纱机,只得从西安购买现成棉纱使用。虽然织出的布质量较好,但棉纱成本太高,利润微薄,只能少量生产。为弥补损失,增加利润,便从上海直接进布,在天隆批发,但天隆的实力依然不足。为了支持天隆的发展,孔繁锦另辟溪径,从各县征调精壮骡子120多匹,队员200人,组成骡马运输局,交由天隆厂管理使用。并在河南的陕县观音堂,设置了陇南镇守使署办事处,专营货物运转事宜。浩浩荡荡的官骡子运输队终年往返于他自民国10年以来修筑的关陇和陇南各县的马车大道,将天水的药材、皮货、鸦片等运往各大商埠,再从各大商埠买回洋货、布匹、绸缎、机器、枪枝弹药。至此,天隆厂的盛名远扬省内外各大商埠,生意日益兴隆。陇南、陇西、洮岷各地都成了天隆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当秦州城的北、东、南三面都响起隆隆的机器声时,随着产品的流通,财源滚滚而来,不管是救国,还是救自己,孔繁锦都会因自己已成为真正的实业家而感到自豪了。

“教育家”的气质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口号的国家,当清末民初“海陆军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这些口号在激烈争论中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时候,我们无法知道孔繁锦是否认可了这些理论。但做为一个顶门的孔子第七十四代孙,遵照孔子“渝志育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也许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想孔子能以一布衣,养徒三千,开公学之先河;能以《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教授普通人,“使六艺民众化”,完成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养成国家服务之人。我孔繁锦为何不能做到呢?

在他上任后的第二年,即民国9年(1920年),就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西医医院:在大城东仓巷(现共合巷)办起了“军人子弟学校”(包括小学班和中学班两部),校长由其表兄吴少候担任;又在玉泉观创办了甘肃最早的军事学校之——“甘肃省陆军军事学校”。由他的女婿吴国骅任校长,教员均聘请全国各陆军大学毕业的甘肃籍学生(有进步军人杜汉三等)担任。学校的教学、设备也仿照保定军事学校。分步、骑、炮、工四科,学制两年,每期招收学生200人。先后办了三期,共培养出军事人才600余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均分配到他的所属部队,担任下级军官。又在后街(现秦州剧院)创建了天水第一座设备较完善的西医医院—“华济医院”。在东桥头西设立了一座军医院,专供军人就诊。

当时正置全国国民教育兴起,顺应时势,孔繁锦也鼎力支持地方兴办教育,每年从赋税总收入中拨出一定数额做为各县兴办教育的经费。先帮助甘谷县士绅宋子材创办了全省第一所县立中学。民国11年,又创办了“天水县第一区公立学巷小学”。

“甘肃省立第三中学”(民国3年由陇南初级师范学校更名)和“第六师范学校”(原三中内附设,民国10年分校),是陇南唯一的两所省立中等学校,也是研讨和传播“新学”的中心。当孔得知学校经费不足时,便将镇署经营的当铺“惠济便民局”的全部收入和一座水磨拨给学校,作为这两所学校的补助经费;另拨给700元专款,让学校购置教学仪器。自己又解私囊,捐赠1000元,以补不足。

每年还以发助学金的方式,资助在外省上学的赵宗晋、周冕等十余名学生。这在当今社会,也可以算作是一项义举,而能够解私囊资助教育的官员又有几人?

“理财家”的风险

金融市场,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场所,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所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过程都要以货币(资本)形式表现出来。在整个经济活动中,金融市场是经济发展的牵引力。但是,孔繁锦的制币,是自然灾害使然。在他任镇守使的民国9年12月16日下午7时,一场灾难便降临了。宁夏海源发生了8.5级大地震,渭川道辖区受到严重波及,刹时房倒山崩,人畜死伤无数。秦州城楼倒塌,全城压死4600多人,牲畜7000多头。连驻守大城西门的孔军200余人也被压死。南城外堤裂,有隙涌出黑水。马跑泉、天水郡几乎被震平,房屋悉数被毁。余震持续两月余。海源大地震加剧了甘肃的钱荒,促使孔繁锦在天水铸造出甘肃最早的铜元。因甘肃当时无铜元,仍延用清末的制钱,地震时制钱大量被埋,挖掘困难,造成钱荒。当时天水的一些店铺,曾各自制做流通信用有限,使用不便的“油布帖子”和小纸票子使用。孔为了解决“陇南金融奇滞,兑换维艰”的金融危及,孔于大地震后首先开办了甘肃省第一所“陇南造币厂”,将陇南民间及库存的“制钱”全部搜集起来,仿照四川军政府所铸造的四川铜币模样,交由造币厂范铸成面值五十、一百、二百的砂板铜元。这些砂板铜元用的是杂铜,而且是由征调来的铜匠用手工熔铸而成,字迹模糊,薄厚不一,质量低劣,市民称为“沙板”,民间仿造者颇多。一时砂板铜元充斥市场,真伪难辨,金融无法控制。孔对伪造者十分恼火,只要一抓住私造砂板铜元者,动辄推出辕门斩首。虽杀了好几个人,但伪造者络绎不绝,难以杜绝。只得大量印发“陇南镇守使署钞票”,用以代替砂板铜元。票面直书当制钱若干串,并印有陇南使署关防,以防假冒。

不料钞票一发行,物价飞涨。不到半年时间,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须品都上涨了二、三百倍,百姓怨声载道。同时西安一家印刷商店也大量偷印陇南镇守使署钞票,由陕西商人带到陇南,使砂板铜元大量外流,而使署的钞票越来越多,更促成了通货膨胀。孔即责令陇南实业银号经理胡恕轩进行整顿,虽经多方努力,终未能杜绝弊害。直至民国14年(1925年),陇南机器局才试制成功机制铜元。这些铜元和四川铜元相似,只是辅币中心有一“孔”字。同时,陇南实业银号又印发了一元、伍元、拾元的银元钞票,票面为蓝色,印有伏羲头像作为标志。这两种钱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便将以前发行的各种钞票收回作废,在南河滩焚毁,砂板铜元亦随之作废。这样一来,市面上银元价格和物价立即回跌,市场才日趋稳定。创造了又一个甘肃第一,经历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也锻练了他的理财能耐,孔繁锦岂能不以“理财家”自诩?然而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受害者却是广大百姓。

“开拓者”的勇气

秦州是“丝绸之路”南线上的一个重镇,是西去东返的必经之地。曾有“驰命走驿,不绝于明月,胡商贩客,日欵塞下”之盛。当渭陇坻道、陈仓道、陇南故道、秦州至静宁驿道、秦州至徽县驿道、秦州至三岔驿道、秦州至礼县驿道,这些古道组成了以秦州为轴心,构成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时,狭窄的古道已难以承载工商业兴起后物流量和新型交通工具的运行。加之地震对道路的破坏,新筑公路已是在所必行了。孔繁锦没有喊出“若要富,先修路”的口号,但他确实意识到交通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从他上任的民国8年就开始,分几次征调陇南14县民工4万多人,用两年时间,以天水城为中心,兴修了向周围各县辐射的大车路。

民国9年,大地震后,全国和一些国际慈善组织纷纷捐资支援甘肃抗震救灾。因天水是重灾区之一,得到救灾赈款较多。衙署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耗资折银达16万两。征调民工兴修了从天水经罗家堡、盐官、长道、西和县城至洛峪集、麒麟山、王家楞大车道,长300余华里;民国11年春,兴修了从天水经云山镇、远门镇、白驼到清水县城,又折而北上经阎家店、马鹿镇、越关山至固关镇的道路,长500余华里;同年秋,兴修了从天水经兴隆镇、娘娘坝至江洛,再东行经徽县、永宁达两当的大车道,长500余华里;民国12年,修通了自天水经五十里铺、关子镇、甘谷、再西经盘安镇、洛门镇到武山县城,长200余华里的大车道;民国14年,两次征调民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原大车道的基础上,先后修成了从天水通往秦安、甘谷、西礼、清水至马鹿的汽车路。从而大大改善了天水交通闭塞的状况。在城市建设上,孔繁锦的“开拓”动作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

因原有街道全用石块筑砌,高低不平,南北跨度狭窄,仅能容一辆马车通行。民国11年,孔繁锦下令拆除前渭川道署当衢东西二辕门,天水大城城砖垛、东西月门及五城各街牌坊,先后两次加宽街道,整修路面,开辟了由中城到西关的一条大街——后街(今自由路)。辟大城北门为华清门,通衢市廛南北.同时整修了市区全部路面,挖掉石头,修成了平坦的沙土路,路面宽达6米。在广武门(俗称东梢门)外的罗玉河上还建了木结构的一座大桥,桥门上挂有“利涉桥”金字大匾,大大方便了市郊东西往来(孔败走后的民国16年,罗玉河山洪暴涨,桥被洪水冲走,土绅萧汝玉砍南郭寺白皮松修成窝桥,更名“青龙桥”)。

天水城南的耤河,河床高,清初宋琬曾修过,光绪中业也修过,但因是土筑,很不牢固,时隔二三十年,早已坍塌无几,每当夏季山洪暴涨,常淹没城外良田村舍,并危及城区。民国9年的特大地震,不但使堤坝崩裂,更有黑水涌出,溃不成形。民国11年,孔征调民夫3000余人,修成自东门外到坚家河长达五里的护城河堤。为防止堤坝渗漏坍塌,采用糯米汁浇灌石头的办法加固了堤坝,堤上种植了柳树。这条堤一直保存至70年代。

民国14年,孔从各县征调民工,筹集材料,扩建衙署。拆除了黄家所大部民房和汉阳书院,修起了富丽堂皇的镇守使署(包括现在的军分区、秦城区招待所和儿童活动中心大部分地方)。衙内还修建了专供游赏的西花园。大门修得更为讲究,仿照兰州明代肃王府的前门,比甘肃督军府的大门还要高大。门额书“陇南镇守使署”,落款为“至圣七十四世孙孔繁锦立”。两扇大门上书“高门有阬,大邦维屏”的对联。意高低无碍,安全无优,维地保民。”新建衙署竣工后,又在镇署对面修建了天水第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大楼,用来招待宾客。市民称为“九间楼”。

乐极生悲

大凡掌权者,享乐是权和钱的最终目的。孔繁锦的享乐却有点独特。生活上向西方人学习,趋于现代化;办公则迷恋封建专制的那一套,大讲排场,耀武扬威。

平时他和五个姨太太住在西花园内。室内陈设着全套豪华的西式家俱。木地板上铺着毛毡,毛毡上又铺有宁夏地毯,毯上还铺着珍贵的野生皮,竭尽奢华。可是他却不喜欢过衙署呆板的生活,酷爱外出查访,亲自审理民事。常身穿长袍马褂,出没于街头巷尾,随意断决诉讼,以当世“包公”自诩。身后却有五、六个马并(警卫)跟随。出巡各县时则乘坐绿呢大轿,由两班轿夫轮换抬轿,每班配备轿夫四至八人。上山时还要征用民夫二、三十人牵引。轿前轿后有马队护卫。后有乘坐蓝呢大轿的随从秘书和参谋跟随。搭杏黄旗,背令箭、印信的无数差人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声势之大前所未闻。

就在孔执政的后期,由于他刚愎自用,生活腐化,治军未能坚明约束,又醉心于所谓的“明察暗访”而不理政事。遂政治日益腐败,上下贪污成风,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其部属大都兼营商业,牟取暴利;下级军官和部分士兵也带有家眷,且吸食鸦片成风。军心痪散,个个贪生怕死,毫无斗志。

而他常以杀人立威,审理案件往往以个人之喜怒来决断事非,事非不分,黑白颠倒,错杀无辜的情况时有发生,动辄推出辕门(猪羊市或东教场)斩首。又好兴土木,民间连年疲于供应,因而民怨沸腾。有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李琏书《致孔繁锦联》三幅:

三进候门,忍看旋成旋废;

百文沙板,吸干民血民脂。

司生杀之大权,令贪囊染红百万膏血;

督民众以烟土,办淫窟筑起九间楼房。

繁杂税捐不胜数,办厂练兵,一事无成,只此可知其政;

锦衣玉食有穷时,贪财好色,双料恶棍,其余不足以观。

但孔繁锦并不以为械,照样耍排场,照样挥霍无度。

民国12年6月,当四条公路竣工,城区街道拓宽后,便派人到上海、汉口购买汽车。但因西安至天水间没有汽车可行之道(这条汽车路于民国14年5月才开始修筑),便改买了一辆小轿车。为天水最早的一辆汽车。在车行至观音堂时,因坡度太大,小车上不去,只得边驾驶边用牛拉才运到天水。从未见过汽车的沿途百姓一听说有汽车经过,便纷纷出动,争相围观。当看到车前有牛奋力牵引时,都误以为汽车真的要用牛拉。

小汽车到达天水后,更是全城轰动,百姓倾巷而出,让孔老爷大大风光了一回!高兴之余,第二年,又在市内专门举行了盛大的试车仪式,召集各县县长、士绅、富商前来祝贺。街道两旁人如潮涌,争相观看,成为刚创刊的陇南《醒强周报》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

九间楼落成后,孔繁锦更是大宴宾客,好好地庆贺了一凡。在全场同声祝贺捧场的赞扬声中,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二太太,这个最让她宠爱的女人,却冷不丁说:“这楼好是好,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可就是缺了四个环。”孔不解其意,急问:“要环何用?”二太太扭动腰肢,一扬眉毛笑答:“走的时候可以提起来,好带走呀!”四座皆惊,孔繁锦勃然大怒,将二太太吼了出去。后来的结果,难道让她言中了吗?

这年春节前夕,督办衙门和对面九间楼平事官钱局(兑币银行)搭起了高大的彩门,两旁张贴着红纸金字的大幅春联,高高的门额上用彩色灯炮组成“军民同乐”四字,富丽而喜庆。大街上有名的几家商号,也都挂上了电灯。到城里赶集办年货的乡下人成群结队,从百多里路上赶来观看希奇。“军民同乐”的喜庆气氛一直延续至正月十六。

从镇守使署到九间楼的落成,住楼房、用电灯、坐小车,孔老爷可真是享尽了现代文明,耍尽了威风。真是福兮祸所伏,在喜事连连的同时,却埋下了悲从中来的恶果。

穷途末路话人生

民国13年(1924年)9月,孙中山下令北伐,并决定亲自率领先头部队出发北上。忽然从北方传来消息:北洋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了政变,掌握了北京政权。原来冯早就倾向革命,辛亥革命时期曾发动过起义,对军阀混战极为不满。民国13年9月,卢齐战争爆发,冯于10月19日发动兵变,推翻了直系政府,把自己统帅的部队改为国民军,以示与旧军队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并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全国和平会议,电请孙中山来北京主持统一大计。同时,命令担任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把已被废黜,但一直坐在皇宫里准备复辟的溥仪赶出了紫禁城,拔掉了这座统治中国人民几百年的封建巢穴。但不久,政权落在段祺瑞手中。

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南方革命势力的肯定与赞扬。孙中山特地致电祝贺,并表示即日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几经曲折进京后,不幸于民国14年(1925年)3月12日病故。

孙中山去逝后,民国15年(1926年)6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27日,十万北阀军分三路从广州出发,开始了北阀战争。

几经上台、下野的冯玉祥,于民国15年(1926年)秋,与广州北伐军取得联系,同年9月17日,誓师五原(内蒙边界)。委派刘郁芬、蒋鸿遇坐镇兰州,分甘肃省为青海、宁夏、甘肃三省。任命刘郁芬为甘肃省主席,蒋鸿遇为邦办。

处于军阀混战的乱世,任何一个掌握军权的头目,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可以摇身一变,趋向自己的反面。面对局势之变,孔繁锦不慌不忙,想自己与刘郁芬同是清未习武堂的学员,看在同学一场的情分上,刘定会给他面子。于是,派天水县长王桢携带天水所产皮革、毛呢等物和陇南机器局、和丰制革厂的照片,一并赠刘,表示愿意和省方和好。谁知他认错了人,这王桢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又不知他在刘郁芬面前说了什么离间的话?刘郁芬并没有买他的账,以至关系日益恶化。当陇东镇守使张兆钾称兵发难时,孔开始保持中立,后听信参谋长范连泌的话,越界驻兵狄道,与省军冲突,后退守武山,未经交战,一部分军队已被省军缴械。国民军15师旅长张维玺率部逼进天水,陇南形势危急。

农历七月初一日,孔的二姨太文华英正在举行向家庵功德祠落成大典。庵内演戏诵经,热闹异常。忽报国民军已至关子镇,孔一面派其弟孔繁荃率部向西迎敌,一面召集民夫,挑挖战壕企图防卸。但毫无斗志的孔家军,一上阵便不战自败,望风而逃。国民军兵临城下,孔只得一枪未发,决计撤退,先派遣辎重眷属撤走。

民国16年7月15日旁晚,孔繁锦站在九间楼的窗口前环顾秦州城内,那儿,有他新建的行署和城内唯一的楼房,拓展的马路,他的工厂,机器,那织出的毛呢、布匹、农具,还有由此而源源不断流来的钱财……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了,都将被敌人占有。他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让别人占有。环顾室内,他的四个太太已经走了,楼房除去贴身士卫在整理行装,显得空空荡荡,地下是乱扔的文件纸张,不由流下凄楚的泪水。慌乱中他想起了哈锐,并约定与之会面。作为孔的顾问,在以往的会面中,哈每“遇事尽言,多见采纳。”但令哈失望的是,“后渐为其同乡佥壬所荧惑,日见刚愎,卒归于败”。现见孔行色匆匆,哭哭啼啼告知,其它东西丢失,他不足惜,唯军庫里那数百万枪支弹药,他要烧毁,决不能留给敌人。哈劝其与公牺牲个人,以保全地方。他还是听了哈锐的劝告,答应宁牺牲个人,免糜烂地方。遂于午夜时分,仓皇逃走。临行留给刘郁芬一封信,只八字:“兄去矣,弟好自为之!”从而结束了他独霸一方称雄称王的政治生涯。

在孔沿天水郡进沟,向南逃窜中。携带之物颇多(据载有十几驮),车拉不动,便随走随弃,到徽县时所剩只有十分之一、二,到达汉中时丢失殆尽。随从、军队也四散逃跑,各奔前程。

第二天,城中残余士兵抢掠数家商店。

国民军兵临城下,在北山上鸣大炮三声,城内惊恐。士绅哈退轩、胡恕轩联名写了欢迎信送往城外,并大开城门欢迎国民军进城。该军参谋余九如,榆中人,素与胡恕轩交往甚好,又以胡为师,所以由余九如从中斡旋,7月16日国民军排队呜枪入城,全城安然无恙。

孔走后,城内尚有子弹两万余箱,衣物70余箱,鸦片3000多两,均寄存于天主教堂,全被张维玺没收。孔衙内家俱全部被拍卖,共卖得银币2000多元。由张维玺的参谋长悉数献于张,以讨好上司。孔繁锦先前献给甘肃省主席刘郁芬的礼物,刘主席也如数笑纳。将陇南制币厂和制革织毛厂全部设备迁往兰州,改为兰州制币厂和兰州制革厂。

孔辗转逃往天津,已是身无分文。民国24年,失意的孔繁锦从天津返回天水,住在坚家河马车店,与三姨太一起生活。好在李子园还有他的一片林场和两辆马车,便顾了人在那儿砍木烧炭,用马车拉到城里出卖,以此为生度日。解放后,孔也成了运输队的一员,赶着马车,奔跑在他最早开通的车道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1951年秋病逝,终年71岁。

二太太其人

传说,孔繁锦的二太太文华英早年在北京沦落为妓,颇具姿色,是段祺瑞特意赏给孔繁锦的,故孔极为宠爱。也许是受尽凌辱的痛苦身世,让她看破红尘,昄依佛门,虽居豪门富贵之室,却一直与孔相悖而行。

当时,沿街乞讨的穷人都知道二太太出门坐的是顶蓝桥,每遇蓝桥从署衙出来,便围上去讨要,桥内的二太太将早已准备好的小钱撒向桥外,予以济贫。

孔繁锦为树自己的威风,常常乱杀无辜,在审案前如有人求救于二太太,二太太知道案件中确有冤情,便前去说服孔,免其死罪。

所以一直以来,在秦州人心目中,视其为善人,并有佳话流传至今。

那一年,她并没有跟随孔逃亡,而是选择了出家当尼姑,以彻底获得人身的自由。先是与几个尼姑一道,住在双桥聚宝盆,以盆内之地务农为生。后积得一些缘,在北山演法寺下新建一庙,名夏家庵。庵内养一白鹤,倍伴她孤苦度日。有关孔繁锦的一切,对外人也是守口如瓶。人生如梦,祸富无常啊!无常即是苦。“苦”之所以生起,其根源就在于“渴爱”。“渴爱”与强烈的贪欲相緾绕,无有满足之日,无有止歇之日,使人的身心疲于奔命,最终必然导致人生的苦惨。她用佛家的观念诠释了这一切。

当然,落魄的孔繁锦每日台头就可以望见二太太居住的夏家庵。他很想去看一看她,可他一直没有去。他不明白这个弱女子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清冷的归宿呢?人生的路多的是,既可以作为人上人享尽荣华富贵,也可以成为人下人过平平常常的日子,唯独不能厌世。她为什么会厌世呢?她选择的道路对吗?这个贱妇人!他想起了她的话,只能长长慨叹一声。

尼姑文华英病故于60年代。

第一家官办工艺厂

张道尹创政绩

秦汉时期就从事漆器生产的秦州,唐宋享有“漆艺总汇”之誉的秦州,难道在之后的元明清几百年中,漆器生产就销声匿迹了吗?

作为一州之长的道尹张济洪(史载张绍烈,安徽合肥人,民国7年11月——10年11月在任),虽在下令取消国民党,解散国会,梦想复辟的袁世凯专政下依然戴着小帽,穿着长袍马褂,却剪掉了辫子,剪掉辫子就象征着革命。面对变革的时代大局,开办实业之心早已萌动。孔繁锦以敛财为目的“开拓精神”,让他羡慕不已。想开办工业是一种新的时尚,它不仅可以扩大财源,还能显示政绩,便决计要创造一个第一。

他看好了天水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生漆。当时,天水、陇南分布的天然漆林约60万亩,年产生漆10多万公斤,而天水县所辖北道镇被列为全国19个重点产漆基地之一,仅小陇山林区年产生漆达3.5万公斤,而且质地优良。生漆是漆树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一种自然分泌物,从漆树皮割开处流出乳汁状天然涂料,初为白色。有“白如雪、红如血,黑如铁”之称。优质生漆显“清如油,光亮照人头,摇起琥珀色,悬丝钓鱼钩”之象。而天水的生漆,就具有这色泽变幻的神奇之象。当他浏览了山货市(在自由路北)那些私人小作坊生产出售的木漆家俱,虽工艺粗俗,图案多大红大绿,却还畅销城乡时,便决定办一个这样的工艺厂,并上报镇守使署。

在陇南督办孔繁锦的支持下,于民国10年秋,向领属14县筹集银币9万元,作为办厂经费,由当时的商务会长张子中主持筹建,创办了“甘肃省陇南第一工艺厂”, 委任王德臣为经理,赵钟琳任厂长。厂址设在瑞莲寺(今奋斗巷内)。聘请西安汪基成、汪俊杰二人为技师,招收学徒7人,从事雕漆生产。产品只是用漆泥在木胎上灰好底子,再髹涂生漆数遍,磨平推光,再雕缕出花样,后用采漆平填。小件有印盒、笔筒、梳妆匣、手杖、木碗、砚、茶碗等;大件有俄式靠背椅、摇椅、匾、对、大小圆桌等。因工艺精湛,美观实用,且有耐烫防潮性能,故畅销一时。

偶然的工艺创新

一开始,在陕西技师的指导下,主要工艺为雕刻平填。生产木器、漆器等10多种产品。因二汪能髹不善画,雕漆产品上的绘画书法只得由善长书法绘画的厂长赵钟琳和他的次子赵仰岷父子两担任。赵钟琳,清增生,性和慧。清光绪中业,天水兴办防务,派其监管修筑河堤事宜,因工作勤奋,日夜操持,特授三品职衔奖励。后因阅读新学书籍杂志,接受了新思想,遂与汪剑平等参加黄钺组建的临时军政府,任总务员。晚年工书法,擅山水、花鸟,成就颇高。赵仰岷工书、擅钟鼎八分、北魏诸体。父子二人互补短长,或书钟鼎八分,或画竹兰梅菊,题诗落款,所设产品图案,如书画作品,自树一帜,尤以刻在靠背椅、衣架、桌面上的大篆钟鼎,笔力遵健,书法古雅,使产品由低俗的匠气一跃成为书画兼优,点染雅致,古趣盎然的高级工艺品。以至其后延续数十年之久,宗风不变,形成明显的不同于全国同类产品的地方风格。

这一创新,正迎合了文化氛围浓郁的古城人的欣赏趣味,深受文人雅士和普通市民的喜爱,一时销路大增。

为培养更多的青年艺人,还在瑞莲寺后院“凖提阁”成立了“讲习班”,由赵钟琳、张拱辰、张直忱、赵仰岷担任主讲。讲习班除讲工艺外,还讲习三民主义等新政、宣传民主革命新思想。

竞争中的创新

民国11年,龚元凯任渭川道尹,第一个官办的工厂因为道尹的变更而更名为“民生工艺厂”,更贴近“三民主义”的宗旨,便更具革命的气息。由胡子叶、刘香甫、赵仰岷、赵慕华等继任厂长。又在陇南14县摊派4200银元,作为发展雕漆生产的资本。到民国16年,赵仰岷另有所任,交由赵仰峤负责。赵仰峤原为甘肃省第三中学校长,兼数学、图画教员。家学渊源,书画兼精,且勤于公事。不断扩大生产项目,设立了“纺织科”,“漆科”、“木科”三科。内设木器、载绒、皮革、藤编、纺织和漆器,机织帆布、加工军用裹腿、改良土布(改为宽面)等。在设计上亦有创新。将牛皮胎改为布胎,作出的漆碗轻巧耐用。金瓜式的脱胎果合、两层书本形的梳妆匣、用布漆粘在一起的花瓶等,更受用户欢迎。他不但经营有方,还培养了大批雕漆工艺人才,为天水雕漆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来,蒲巨川参与绘画。绘画风格沿袭赵氏父子二人,仍以菊、竹、梅、兰四君子与减笔山水为主。构图典雅,宗风不坠。

民国16年,地方人士张拱辰、张直忱、赵仰岷与原第一工艺厂销货员蒲宝珊,在宇清巷成立了“协济工艺厂”(今新华门小学西南)。为赢得市场,他们另辟溪径,更新产品,生产大件的签押桌、茶几、方桌、摇椅、靠背椅、木漆圆转椅等。工艺多采取镟腿。另有皮胎、脱胎等新型雕漆产品。张拱辰善书法,工画兰,加上赵仰岷善书各体,大件漆器亦显典雅之风,产品曾畅销一时,尤其生产的大烟盘等漆具,销往汉中、平凉、兰州等地,也算是与官办厂子进行的第一次较量与竞争。但因经营不善,终又倒闭,重新并入“民生工艺厂”。 

之后,焦海山、周来有等人在钟楼巷(现青年北路)又开办了“莲叶公司”,从西安聘来技师黄麻子,招收一批徒工从事漆器制做。

民国17年秋,因赵仰峤被选为省参议员,由商会请原甘肃省教育厅督学杨德成担任厂长,绘画书法由坚子嘉负责。坚亦有书法功底,图案设计亦趋于文人书画。

期间,已学艺出师的漆工周荣堂、巨珍、张锦、杨奎元等人,先后离开民生工艺厂,自行办起漆器作坊,自产自销。于是,手杖、小碗、漆盘、茶几、笔筒、印泥盒、帽架这些百姓日用的漆器便走入千家万户。

挣扎中的起落

真是祸不单行。民国17年的大旱,18年的饥荒与民国19年马廷贤之乱接蹱而至,时疫流行,饿殍满地,民不聊生,那是秦州人最黑暗最苦难的几年。民生工艺厂因之业务萧条,虽经努力经营,但毫无起色。民国19年秋,后任厂长又重视织纺,将雕漆生产放置次要,结果被张晓帆新成立的“玉泉纺织厂”挤跨。虽经商会扶持,拨款2000银元,地方官府也将六城房租拨给工艺厂以作补贴。但因元气大伤,销路不暢,于民国21年左右渐次倒闭。

“民生工艺厂”倒闭之后,工人流散民间。有的自开作坊漆店,有的干采漆收漆;有的去作坊当匠人。就民族工业发展而言,不知这是倒退还是前进?

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漆器生产才有所复苏。抗战开始后,中原工商户内迁天水城,漆器行业又显繁荣,从业户增至十五六家,从业30多人。传统的漆碗、食盒、笔筒、砚盒、茶盘、梳妆匣、小圆桌、圆凳等陆续面市,被称作“文明棍”的雕漆手杖风行一时。是校仿蒋委员长吗?大街上,公园里,留着背头,戴着礼帽,穿着长衫的年青男士,出门时右手臂上都挎上了雕漆文明棍。但产量少,获利薄,仅够糊口。抗战胜利后,大批内迁人员及工商户纷纷返乡,市内人口锐减,国民党发动内战,抽丁拉夫,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苛税日重,从业者难以维持,至1949年,漆器行业仅余两家,生产萧条。解放后至合作化,生产逐渐恢复,但1960至1962年困难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雕漆生产被示为封、资、修的“四旧”之物,产品遭毁,艺人遭批,漆器生产被迫再度萎缩。

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就像套在工商业者手足上的绳索,纵使你有实业救国的远大抱负,纵使你有高超的技艺,纵使你想摆脱贫困以辛勤劳动而发家致富,没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你的努力将付之东流。


起起落落的天水雕漆工艺,还是留下了迄今让人为之自豪的艺术创新。赵氏父子三人首创的雕漆工艺与文人画相结合,书画兼行,庄重典雅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其折技画梅、兰、竹、菊与翎毛、山水,人物,构图简洁,书法凝炼,题款讲究,大小件都能施展技艺。使天水雕漆工艺一开始就注入了文人书画的传统,形成了全国少有的独特的装饰风格。这一艺术传统,从民国以来已延续数十年之久,并流传至今,培养出了一代代文人画师和技艺精湛的木工、漆工艺人。

老画师蒲巨川,沿袭赵氏父子,以菊、竹、梅、兰四君子与简笔山水为主,构图典雅,宗风不坠,各家作坊争相聘请达二、三十年之久;画师胡子文擅长修竹,清丽典雅;画匠高志仁,自幼学艺,继承家传,描金彩绘装饰工艺无所不通,油漆门面,装裱字画、扎风筝、糊灯笼,剪窗花无所不会。尤以绘故事、戏曲古装人物见长;享誉漆器行业的郭氏三兄弟中,郭力学拜师汪基成学艺,精于制漆与髹漆,;郭炳学师从老艺人周志,手艺精湛;郭笃学,十四岁进“协济工艺厂”拜巨珍为师,出师后一直在雕漆作坊当漆工十多年。三人匀为天水雕漆工艺重要创始人。老木工技师马骏穆,自幼进“陇南第一工艺厂”师从陕西人李师傅,其技艺高超,精于硬木雕花及各种漆器工艺品的木胎制做,他设计的双书镜框、套盒、套盘、折边盘、果盒、花瓶座等,精巧玲珑,工艺精细。其后该厂的木工艺人,多出于他门下。这些人才和技艺为后来天水雕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当我们走进赵钟琳之孙,88岁高龄的赵荣堂老人的陋室时,惊奇地发现了他继承祖业,在鹅蛋上刻绘、填色、烫金的一溜儿工艺品;收藏保管的祖父画稿;现今少见的雕漆小盘小勺、双书梳妆匣和仍在使用的雕漆方桌、画桌时,我们深深被感动了。那鹅蛋上精雕细绘的飞天、金龙、钟鼎八分,阴刻、阳刻的烫金瓦当纹;那小巧细腻的红漆木底座,无不显露出祖父当年的艺术风范。其实赵荣堂并未从事过雕漆行当,只是在收集祖父遗留的手稿时,偶然发现了祖父刻绘的一只红鸡蛋。那上面刻有一株简洁的竹子,一旁题款为“生来瘦,老更钢”,也许这正是赵钟琳先生一生的追求与个性。受其启发,1952年,当教师的赵荣堂便开始在业余时间搞起了蛋雕,且一干就是40多年。如今,他又将蛋雕传给了自己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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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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