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 王 彬
[摘 要] 央企聚焦主业是当前央企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利用多元化指标的统计分析展示了央企普遍非相关多元化的现状，从企业经营效益与可持续、社会责任承担的双重目标和国有资产层面的资源整合出发构建企业最优多元化策略选择的理论体系。央企集团应以形成持股链条扁平化、相关联或板块内相关联多元化的企业集团为目标，兼顾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采用拍卖、混合所有制与国资管理部门划转等多种方式分类施策，进行结构性的产业整合。
[关键词] 央企改革；聚焦主业；企业多元化；结构性产业整合；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央企聚焦主业问题是国企转型的难点之一。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首先要统一、优化国内大市场，打通国内大循环，为经济主体赋能。中央企业作为国有企业中的“排头兵”，一方面是中国最具有优势资源吸收能力的经济主体；另一方面，相比其他国企更多地承担着保障社会民生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社会责任。因此，中央企业的经营效率不仅决定了其所代表的优质国有资产本身的运营绩效，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经济中关键领域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对市场中的所有其他经济主体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是国内市场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更具全局重要性。
一、央企过度多元化的主要表现与特征
本文利用近10年公开可获取的企业经营情况数据和持股关系数据构建指标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央企过度多元化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方面是相比民营企业，企业的无关产业多元化现象更为普遍，整个企业包罗的不相关产业类型较多，非相关产业多元化程度高；另一方面就央企集团而言，这种多元化现象体现在长链条、多层次、跨区域的子公司体系当中，如果不能打开央企集团实际控制企业的全部版图，很难看到其跨产业经营的全貌。
（一）各类所有制上市公司多元化指标的比较分析
由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数据公开易得，方便用指标量化统计，本文首先以上市公司为单位，按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进行分类与比较研究。现有关于企业多元化的测量指标主要包括Herfindahl指数和非相关多元化熵指数两种，这两种指标具有因子分析的高度一致性（陈传明等，2008）。[1]本文搜集2009—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按产品行业分类统计的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剔除ST类和金融行业的公司之后，利用语义分析将产品行业分类条目与GICS（Global Industries Classification Standard）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匹配，为每一条产品数据匹配其所属的八位行业代码，然后以公司与年度为单位计算每个上市公司每年的非相关多元化熵指数：
其中，n为公司的两码业务数，也就是八位行业代码中前两位的种数，前两位相同的产品条目记为同一行业产值， 表示企业在第i个行业中所有产品营业收入之和占当年总营业收入比重，DU值越大表明非相关多元化程度越高。作为对比分析，本文还生成了对非相关性定义更严格的多元化熵指数，即将两码行业定义的非相关多元化替换为四码行业。
1.按所有制分类上市公司熵指数平均值的时间序列对比
为探究各类所有制非相关多元化程度的相对水平和时间上的变化趋势，本文分别计算了10年间各类所有制企业两码和四码行业标准下的非相关多元化指标的平均值，图1和图2分别列示了各组平均值的变化趋势折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到，两码行业指标和四码行业指标所反映的非相关多元化变化基本一致，从总体水平来看，各层级所有的国有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程度明显始终高于民营企业组，其中中央机构所属的央企在2017年之前指标值都最高，表明这一类企业过度分散化程度最高，地方国企次之。从变化趋势来看，2015年之后中央机构所属国企的非相关多元化指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是由于2015年开始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对国企提出去除无效产能、“瘦身健体”的要求，并在实际工作中针对央企展开了督察，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这一成效并没有在国资委所属的央企上市公司中有所反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2015年之后改革主要目标在于去除无效产能，国资委所属央企集团的这类产业产能主要分布于非上市子公司，而中央机构所属的央企上市公司在改革前也有大量无效产能，因而去产能产生了明显的去无关多元化效果。
图1各所有制两码行业熵指数平均值
图2各所有制四码行业熵指数平均值
2.2019年各类所有制上市公司两码行业熵指数分布
进一步地，为探究当前非相关多元化在各所有制中的普遍性，本文在平均水平分析的基础上制作了各类所有制上市公司熵指数的分位数分布图。如图3-6，横坐标表示企业按指标数值的排序分段，纵轴表示对应的两码行业熵指数分位值。
图3国资委所属央企熵指数分布
图4中央机构所属央企熵指数分布
图5地方国企熵指数分布
图6民营企业熵指数分布
图中的直线为均匀分布参照线，曲线表示熵指数的真实分布。曲线越靠近参照线，说明企业群体非相关多元化程度的递增越均匀，也就是大部分企业的熵指数都不低，表明过度多元化的普遍性越强；相反越接近于“J”型分布，说明个别样本指标值的离群性越强，过度多元化的普遍性在这一样本群体中越弱。如上熵指数分布图显示，相比民营企业群体，当前国有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的普遍性明显更强，75%的企业指标值都处于0分位以上，而民营企业中只有接近40%处于0分位以上，表明民营企业的熵指数平均值是被小部分分散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拉高的，大部分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程度都较低。尽管如此，民营企业的总体平均值水平在历年仍明显低于国有企业，表明国有企业显著的普遍过度多元化特征。
3.2019年各类所有制上市公司多元化类型分布
除连续的非相关性多元化熵指数之外，根据企业的专业化率和相关度比率，将企业划分为单一业务型、主导业务型、相关多元化型和非相关多元化型也是常用的衡量企业多元化合理程度的方法。具体划分标准如下：第一类，单项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额95%以上的，为单一业务型；第二类，单项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总额70%—95%的，为主导业务型；第三类，在多元化拓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后，没有任何单项产品销售额达到企业营业收入的70%，但是相关领域行业（两码标准）总体收入占到企业营业收入95%以上，为相关联多元化企业；第四类，企业进入没有业务、技术与经济关联的不同业务领域，没有单项业务收入达到营业收入70%以上，也没有一个两码行业占到企业营业收入95%以上的，为无关联多元化企业（管益忻等，1999）。[2]
本文根据这一分类标准，细化对于过度多元化的界定，统计了2019年不同所有制中各种多元化类型的比例。
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属于无关联多元化类型的比例远大于民营企业，平均超过50%，而民营企业无关联多元化类型的企业仅占33%左右。在国企中，地方国企无关联多元化的比例最高，达到55%，国资委所属和中央机构所属的央企这一类型的比例都在50%左右。这进一步说明了国企过度多元化的普遍性。
（二）央企集团多元化现状与子公司层次链条
前面对央企的定义是实际控制人为国资委或其他中央机构的上市公司，以此为单位的统计分析显示央企对比民营企业过度多元化的普遍性与高程度。进一步地，本文通过上市公司前10大股东的信息，将国资委央企名录中的97家央企集团与其下属的上市公司匹配，然后以央企集团为单位，将同一集团不同公司的同行业业务合并，计算两码的非相关多元化熵指数。最终，有60家央企匹配到共计145家上市公司，单个央企集团匹配到的上市公司数目在1—8家之间。央企集团非相关多元化指标分布如图7所示；按照四类多元化分类标准进行划分，央企集团的类型分布如图8所示。
图7 央企集团熵指数分布图
图8 央企集团多元化类型分布
由于匹配到子公司的央企集团样本量只有60家，分布图的连续性不强，但可以看出样本中80%以上的央企集团熵指数都显著高于0分位，分布基本围绕均匀分布线，说明非相关多元化现象相比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时更加普遍。而细分多元化类型可以发现，大部分央企集团都属于无关联多元化类型，比例达到75%。以央企集团为核算单位的统计分析显示出比统计国资委所属央企上市公司时更高程度的普遍过度多元化特征，这是将同一集团上市子公司合并报表带来的效应，说明一个集团中的不同上市子公司在业务领域的交集并不多，在集团层面上央企的无关联多元化程度更高。
实际上，根据Wind金融终端和其他企业信息查询网站提供的持股情况信息，就国资委名录中的97家央企集团来看，几乎每一家都实际控制着上千的企业主体，控股层次链条可达到14层之多，其下属的上市公司可能只是众多持股链条与环节中的一支一环，而在这些成千的企业主体中，所跨越的行业可能更为繁多，金融和其他竞争性行业领域的企业尤为如此。因此，如果以央企集团为单位进行完整的合并报表的非相关多元化分析，可能会得出过度多元化程度更高的结论。然而，由于央企集团所公开的财务报表统计项目较为粗略，没有分业务的统计，其下属子公司也只有上市公司才可以获得相关财务数据，而金融类行业的上市公司多种业务收入大多都计入利息收入，只能从数据中剔除，因此以上对于央企集团非相关多元化的量化核算可能只是看到冰山一角。
二、央企适度多元化的多重目标理论分析
企业的适度多元化问题本质上是经典的企业边界问题。企业的最优边界涉及两个方面的决策优化：一方面是纵向的，企业要在同一产业链条的上下游行业中采取怎样的一体化与专业化权衡策略；另一方面是横向的，即企业怎样决定所经营产业链条的多样性形态与结构。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如果不考虑代理问题，理论上最优决策的出发点就是短期经营利润最大化，长期投资者收益回报最大化。然而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来说，在所有者界定与企业功能定位上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类企业最优决策目标的复杂性，即要实现企业主体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承担的双重经营目标，并且要克服代理问题，实现国有资产层面的资源整合。这一部分将央企多元化决策的多重目标进行拆解，构建最优多元化策略的理论体系。
（一）企业经营效益与可持续
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央企最基本的决策目标在于企业的经营效益与可持续发展。以这一目标为出发点的企业边界决策分析适用描述一般企业策略的分析框架，也就是交易成本理论。
纵向地，同一产业链上下游行业之间联系紧密、交易密切，企业面临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上下游商品贸易流动还是将交易内部化、并购或成立上下游行业的产品部门。这种一体化与专业化选择取决于产业链条上的市场交易成本：如果市场机制不够完善、信息不对称性较强、搜寻成本较高，而一体化之后的管理成本低于交易成本，那么进入该行业、进行一体化是合理的；如果同行业同类企业间竞争激烈，而上下游行业中企业较少，需要承担相应的垄断价格，那么企业应该进入上下游行业进行内部化，或者进行横向合并获取相应垄断地位与价格谈判权力。根据主业性质划分，目前央企集团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军工与航天类集团，一类是掌握重要资源经营权的能源和通信类企业集团，还有一类是处于其他竞争性领域的企业集团。对于第二类企业，在产业链中占据掌握资源的上游，在行业中处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地位，因而从企业效益出发的一体化决策应主要取决于与下游企业进行交易的成本，取决于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条件，因各地的营商环境、市场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最优选择。因此最优决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区延伸产业链，设立地区专营的下游生产与分销部门。对于第三类企业，处于竞争性领域，企业的经营效益最大化原则使得企业有纵向与横向合并获取行业垄断地位、产业链条内部化的动机，来获取规模效应，直到企业过度扩张，管理成本使得进一步的合并不再具有边际净收益。
横向地，企业从经营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选择产业链条的多样性。以不同国家企业为样本的企业业绩与产业多元化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以美国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多元化与企业业绩呈现倒“U”型的关系，而对新兴市场的研究表明，高度多元化有利于企业快速增长（姚俊等，2004）。[3]对我国企业的经验研究却表明，多元化并不能给股东带来投资收益，而且对长期资产增值也具有负面影响（姚俊等，2004；章玉贵等，2011）。[4] [5]这样的现实经验表明，企业横向产业链条多元化的选择与经营效益的改善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与制度环境。理论上，同纵向多元化的逻辑相同，如果新产业领域与原有产业领域相关，原有业务的开展需要这一产业的外部服务，但寻求外部服务的交易成本较高，那么从改善企业经营效益的角度出发，企业就有进入这一新产业领域、将这一交易内部化的动机。因此，企业同样具有在市场不完善地区拓展产业链条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动机。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产业存在更新迭代，传统夕阳产业领域的企业利润率逐步降低，而新产业领域具有较好的投资前景与机会时，企业进入新领域而逐渐退出原有领域，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呈现多元化的经营。这样的经营未必会在中短期产生经营业绩的改善，甚至因为在新领域的前期投入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亏损，但这样的多元化策略是有助于企业长期存续与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是合理的。就央企的情况来看，面临产业层面企业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企业主要是第三类，处于竞争性领域的企业，他们所处的产业可能会在产业更新迭代中面临被淘汰风险，企业需要进行业务转型的探索，从而产生多元化的理性动机。
（二）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
央企目前负担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专业性的社会责任与一般性的社会责任两种。专业性的社会责任是由中央所赋予的特殊功能定位决定的，特别是对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企业来讲，处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坚守主业，将资源集中在保持主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经营有效性上来，实现国家赋予企业的功能。专业性的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要求企业保证主业的经营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主业任务的完成即社会责任的实现，这两个目标是统一的。因此对于这两类不可能存在主业更迭的非竞争性领域央企而言，以专业性社会责任承担为出发点的一体化与多样化最优策略选择与上一部分中的分析是一致的，即根据交易成本，在市场不完善的地区延伸与拓展产业链，设立地区专营的下游生产分销部门和提供与主业相关联服务的其他行业部门。然而对于第三类，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央企来讲，没有明确的专业性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一般性的社会责任上。
央企一般性的社会责任内涵更为丰富，并且随着时代需求、社会发展与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变化，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这一目标的实现可能会与企业的经营效益目标产生一定的冲突而需要现实的权衡，而这一目标的改变则要求企业经营策略的及时调整。比如，曾经的“企业办社会”就是历史上国有企业承担一般性社会责任的典型案例，为承担企业员工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责任，不论哪一行业的企业都要在医疗、教育与住房保障领域进行投入，形成了无关联多元化的历史遗留。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有企业要利用一部分生产力承担应急保供、医疗支援等责任。在当前双循环战略体系之下，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打通经济的国内大循环是经济建设的重点目标，国家对于央企一般社会责任的需要主要体现在引领带动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上，对民营与中小企业发挥带动作用，根据不同行业集中度的要求，推动形成较好的市场结构（国资委，2020）。[6]
这一目标要求央企在一体化与多样化的策略选择中不仅考虑本企业的经营效益，还要综合市场结构的合理性，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空间。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性强、市场主体多的区域，要更谨慎地采取以获得市场势力为目标的进入策略，在一些边际领域退出，促进市场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地方性区域，营商环境差、企业信用不足导致市场主体流失，当地市场无法起到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也使这些地区很难吸引资源的进入，存在经济发展困境。而央企集团是具备丰富资源的巨体，特别是竞争性行业领域的央企，通用性资源广泛，如果与地方合作进行因地制宜的有效投资，进入适合当地发展的关键产业领域、建立子公司，将有助于通过企业集团的资源涓滴效应，为地方带来宝贵资源。这样的资源注入将促进地方经济的良性循环：首先带动当地就业与税收，带来技术转移与市场需求，接着产生跟随效应吸引众多民营企业在当地投资设厂，为当地市场注入活力，进一步促进就业、税收和经济发展，甚至形成产业集聚，营造出良好的市场生态。这样的多元化进入无疑有助于央企实现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带动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目标。
（三）国有资产层面的资源优化配置
从单个企业的资源配置与资产增值的角度来看，资源在原有主业领域的饱和意味着企业应当选择更加多元化的策略，进入可能与主业不具有相关性但具有较高回报率的其他产业。但由于创新与新技术的应用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资源在某一产业领域投入的饱和程度是很难衡量的，这样难以量化判别的特征属于代理问题中典型的不对称信息，代理人可以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投机性质的多元化归因于主业领域的资源饱和或者竞争性领域主业前景的不景气。同时，长期以来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在央企的富集也在现实条件上为企业的经营策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投入的边际收益具有递减性的特征，因此以企业总体经营回报为目标，相比集中于主业领域进行技术创新与深入挖掘、寻求边际收益的增加，采取扩大产业领域规模、在更多领域进行简单模式的投资需要承担的风险更小，管理难度可能也更低，特别是当某些行业呈现出明显高于一般行业的回报率时，央企雄厚的资源积累使得他们可以轻易跨过行业进入门槛，产生在某一行业中扎堆投入的投机行为。这是大量央企在无关产业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仅以企业总体经营效益和投资回报率为目标的大企业集团来讲，这样的分散化经营投资策略可能并不存在资源的浪费。然而央企不同于私营企业，作为全民所有而非私人所有的一系列企业，央企集团的投资回报有效性不应以单个企业集团为单位进行核算，而应该是以国有资产配置的总体效率作为通盘考虑。以此为标准，各种主业类型的央企集团都在与主业不相关而具有高回报率的相同行业领域扎堆投入、重复投资，显然是国有资源的低效利用与极大浪费，并且会引发相关领域的过度竞争，不利于市场结构优化。可见，从国有资产优化配置的全局来看，单个企业的多元化扩张策略要经过国家层面更审慎的判断。对于主业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生活、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竞争性行业中具有长期发展前景的央企，要避免以保持高企业投资回报率为目标的无关联多元化，而应该在主业领域深度投入，进行研发创新与技术攻坚，引领行业的进步。对于央企在不相关行业的已有投资，应该进行企业间的重组合并，实现资源整合。
三、央企结构性产业整合的路径选择和改革举措
央企最优的多元化策略取决于企业经营效益与可持续、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国有资产通盘优化配置这三个目标的权衡统一，并随着目标的调整而动态变化。在当前经济发展战略与时代要求之下，央企集团相比以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私营企业集团而言，要采取更加审慎的多元化策略，以保证主业竞争力与创新力为核心，而不是以企业投资收益最大化为核心，以服务主业经营优化为目的进行相关多元化，同时兼顾对地方经济的带动效应。具体的整合方式则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经营状况分类施策、进行结构性而非一刀切的改革，改革的关键在于甄别和控制权的转移方式上，需要央企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两个层面的相互配合。
（一）央企集团内部治理
第一步，央企要将复杂而冗长的持股链条梳理清楚，通过子公司兼并重组与控制权转移缩短持股层次链条，将集团的持股层次扁平化。在目前长达十几级的子公司持股链条中，每一层持股都涉及一重委托代理关系，链条越长信息的不对称性越强，这就导致集团母体对于链条远端子公司的管理可以说是鞭长莫及，大大降低了集团的整体控制力，管理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末端的管理失效必然会导致集团以去过度多元化为目标的整体转型失败。
第二步，在理清自身持股链条层次之后，就要针对经营状况、主营业务以及与地方的合作关系对子公司进行甄别分类，从而分类施策。对于与集团主营业务体系高度不相关、经营状况较差，或者出于投机目的而设立的、泡沫投资、对地方经济没有实质性带动作用的子公司，应直接拍卖或服从国资管理部门安排进行划转合并，释放无效低效资产的管理资源。对于与集团主营业务体系相关性较弱，但是为地方经济与市场生态带来资源的涓滴效应、在当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子公司，央企可以不完全退出，应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进民营资本，充分结合民营资本的治理优势和央企集团的资源优势，重点在于改善公司治理，同时可以进一步激发带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于与集团主营业务板块相关的优质子公司，则应该进行资源整合、加大资源扶持，合并功能定位与区位相近的子公司，缩减持股中间链条，以便增强资金连接力度、提高集团管理效率，对这些优质子公司在主营业务领域的科技创新与技术攻坚进行有效的激励与监督。
第三步，在主动减量、优化存量之后，更要注重发展增量的方式，避免过度分散化情况的反复。首先，企业集团要建立负面投资清单，加强对于子公司投资去向的审核管理，完善集团层面的投资审慎自我评估系统，严格禁止进入投机、泡沫领域。其次，对于与地方政府合作进入不相关产业领域的投资，要细化发展规划，并进行定期审核，评估该项投资的质量，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避免无效投资。
（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宏观协调与监督
在存量上，国资管理层应重点针对各央企集团扎堆投入的行业领域进行重组兼并，督促企业剥离与主业不具备相关性的业务条块。对于已有与地方政府合作但主业不相关的子公司，应该进行盘点督察，只保留对地方经济具有实质性带动作用的、经营较好的部分。针对一些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合并重整实现规模效应的资产进行划转，从所有权代表人立场出发，将对应的子公司实际控制权直接转移到相应行业的央企集团中去实现相关业务重组；其他则主要放权给集团分类施策，只进行改革的结果考核。
在增量上，应从制度设计层面对于央企集团各层级子公司投资用途进行更为严格的宏观监管，督促央企集团制定负面投资清单。可以将相关性多元化指标纳入央企负责人与其他管理层的考核指标体系，一定程度上减少代理问题引发的无关联多元化。另外一方面，也要支持企业与地方开发区、产业园区的有效合作，但需要加强项目的追踪监管，防止企业投机套利行为损害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
（三）结构性产业整合的目标
央企集团聚焦主业的转型目标并非将企业转变为单一业务型的主体，而应该是在目前企业不相关多元化程度太高、过度多元化的现实基础之上，识别好的多元化与坏的多元化，整合无关产业与低效产业，既保证主业在企业经营中的核心地位，又充分利用相关、合理多元化的好处，发展多元化的业务以更好地服务于主业经营，转型为相关联多元化型或板块内相关联多元化的企业集团。
就央企集团的核心主业经营现状来看，可以将企业归为两类：第一类是主业集中在一个核心领域的，特别是国防、军工与能源资源类的国资委下属央企；第二类是原本处于竞争性行业领域，为资产保值增值、企业可持续发展而在过去不断进入新兴行业领域，并且在这些行业领域已经形成具有庞大规模，与最初主业具有相当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形成多板块并行发展的局面，特别是一些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类集团。
对于第一类企业集团，多元化格局应该是一个单主干的扁平体系：一个相关联多元化型的大集团，直接持股适中数量的专业型多元化子公司，这些子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产业链上下游的供应关系或相关领域的配套服务，彼此可以密切配合；而在这一层子公司之下，是对应的地方专营二级子公司，只分布于相关市场不完善、交易成本高的地区，而对于市场环境较好，相关供应体系完善的地区，核心业务的一级子公司可以直接通过市场交易开展业务，而不必增设子公司；与地方合作的不相关领域子公司则通过混合所有制让出控制权，由民营资本进行管理。
对于第二类企业集团，结合现状，目前阶段的多元化格局则应该相对更具包容能力，形成有限个主业板块并行的多主干扁平体系，每个主干之下的层次格局与第一类企业集团类似，但主干之间的业务领域要经过整合梳理，形成分工明确、无重复投资、管理明晰的板块内相关联多元化格局。
[ 参 考 文 献 ] [1]陈传明,孙俊华.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与多元化战略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5). [2]管益忻,韩继志.论企业战略多元化与专业化之关系[J].中国工业经济,1999(3). [3]姚俊,吕源,蓝海林.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11). [4] [5]章玉贵,严超伟.区域经济环境、企业多元化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上海管理科学,2011(6). [6]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动员部署会议[N].人民网，2020-09-2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928/c1001-31877232.html.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18JZD029）。 [作者简介]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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