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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如何应对“超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35280人,占13.50%。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当前我国离深度老龄化的标准已经不远。

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老龄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根据第一财经统计,目前全国有149市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其中南通、资阳、泰州、自贡等11个城市已经进入超老龄化阶段,主要来自苏中地区、四川、辽宁和内蒙古,以中小城市为主。

这些城市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原因之一,是部分城市人口出生率较低。一部分城市如苏中的南通、泰州,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独生子女占比也较高,这种低出生率惯性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儿童人口占比低,老年人口占比较高。

但更多的城市是由于当地产业发展不足,劳动年龄人口外流,因而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典型的是四川的资阳、自贡等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大量流向“强省会”成都以及沿海发达地区。这也是山东等地很多地级市老龄化程度高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出生率较低的苏中和东北地区,也存在劳动年龄人口外流的问题。可以说,劳动年龄人口外流是大多数三四线城市进入超老龄化、深度老龄化社会的主要原因。

在深度老龄化乃至超老龄化下,这些三四线城市在养老、医疗、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如何缓解、平衡区域老龄化的压力?一方面,应当加快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设。城市群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布局体现,其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区域参与全国甚至全球竞争的能力,而城市群之间便利的交通体系建设是竞争的基础。

随着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产业可以在城市群内部实现更好的梯度分配。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有利于承接沿海更多产业转移落地,让更多人可以就近就业、就近城镇化。就近城镇化的成本比较低,无论是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气候等方面都基本与家乡一致,亲戚朋友也多。在这种便利条件下,老年人进城养老、帮子女带娃等也更容易适应。

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外流,不仅产生了“留守儿童”问题,也带来“留守老人”问题。不少老人想到大城市投靠子女,但受限于住房、医疗等问题,这一想法实现起来存在不少难度,因而只能继续留守家乡。

因此,对劳动力大量流入的一二线城市来说,未来要加快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补短板,从财权、事权对称的角度,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推动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减少跨区域的迁徙。

比如,在住房方面,当前不少人口流入多的大城市,近些年都提升了政策性住房的占比,目前大多以中小户型为主。未来,政策性住房不仅应该覆盖更多的新市民,而且在“三孩时代”和养老高峰到来的情况下,新市民要生育二孩、三孩,老年人要进城帮子女带娃,政策性住房也应当适当增加多房户型的占比,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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