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来江《利民的旗袍》获第八届黄河文学奖
杨来江
杨来江，笔名杨逍，1981年生，天水张家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各大文学刊物发表小说作品一百六十余万字，曾获首届山东文学奖，第五、八届黄河文学奖，第二届麦积山文艺奖，第二十六届梁斌文学奖，第九届华语原创文学奖，首届师陀文学奖，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第二届红豆文学奖等二十余种奖项。出版小说集《天黑请回家》等四部。现供职于天水市艺术研究院。
《利民的旗袍》节选
从利民给他们逐一打了电话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显得十分焦躁，当天晚上，她就让利民将上房里多余的东西清理了出去。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无非就是父亲用过的一些杂物：灰扑扑的铜火盆、黑炭一样的水瓢、几根细麻杆、父亲干活时的旧衣服和一顶发黑的草帽，还有一只铁水桶。利民往外搬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忍不住要看一眼父亲的脸，而他能看到的仅仅是毫无血色的嘴唇和干净淡青的下巴。从医院回来后，他给父亲剃了胡子。父亲戴着一顶藏青色的八角圆帽，母亲用一张硬纸撑在帽檐上，硬纸遮住了他的半边脸，母亲说他的眼睛怕光。父亲穿着一件藏青色外套，当然还有一条藏青色的裤子，这是在医院利民帮着母亲一起给他穿上的，他的身上盖着母亲珍藏多年的一条新被子。父亲周围被暂新的东西笼罩着，显得与这个老旧的屋子格格不入，这让利民想起爷爷咽气前的样子，也是在这间屋子，也是一样的老衣打扮，也是用硬纸在脸前挡着灯光，奶奶和母亲说的话一模一样：穿戴整齐，万一就这样走了，一切都来得及。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让利民去巷子口看看：“万一他们有回来的也好搭把手。”利民觉得都是自家姊妹，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就坐在椅子上喝茶，母亲就说他从来是个靠不住的，说着就要自己动身，利民只好出门。经过万来家的时候，一个穿红旗袍的女子从门口跑出来，看见他，又慌慌张张地跑了进去，利民愣在那儿，一时想不出谁家的女子这么好看。尽管他没看清人家的脸，却固执地觉得好看。不一会儿，那女子又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另一个穿黑色风衣的女子。他们并排站在门口，傻傻地冲利民笑，利民才看清是万来的大女儿兰花和二女儿梨花，利民一时恍惚，想着自己三年未回家，她们这些鼻涕总挂在嘴边的小娃娃竟像是一夜之间长大的。
兰花问：“好看吗？”
“羞——羞——”梨花说着就进了门，像是专意为了看看利民。
“好看。”利民由衷地说，“像个新娘子。”
“真的好看？”兰花又问。
“嗯，好看。”利民说着，近前两步，讶然地又问，“你要嫁人了？”
“才不，是梨花。”兰花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利民的眼睛看。
“哦……”利民竟不知如何接话，他躲开兰花的眼睛，看向了远处川道里那片红色琉璃瓦的新房子。
“那我嫁人的时候也要穿旗袍。”兰花说完捂着嘴嘻嘻地笑出了声。她的脸竟红到了耳边。
“嗯，就穿旗袍，大红色的，好看。”利民说。
“那……让你的新娘子也给你穿呗。”兰花说完，也跑进了门。
利民一时恍惚，他没想到，一直低眉顺眼的兰花能说出这样的话。
晚上睡觉的时候，利民又一次想到了穿着大红旗袍的兰花，他真的是一点儿也不能把她与当初那个脏兮兮每天跟着万来干活儿的小女孩联系在一起了。好看，他又说了一遍，他想，等有一天与林亚珍结婚的时候，他也要她穿上红色的旗袍。但他的心思很快就又被哥哥姐姐们回来的事打断了，因为母亲每次听到隐隐的汽车声，都要让他出门去瞧瞧。
——去年冬天，母亲摔断右腿的时候，他们结伙回来过一次，那是近十年来，兄妹们唯一的一次团聚。遗憾的是，大姐因为儿媳妇生孩子没有来——这是她的第一个即将降生的孙子，没有什么比那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更重要了；三姐要去马来西亚——这是她头一次出国，没有什么事情比去马来西亚更重要了，但她们都打来了电话，并托别的姊妹给母亲给了一点钱。母亲躺在炕上，疼痛让她苍老了许多，但她仍然坚持着坐起来和大家聊天，并一阵阵地开怀大笑。大哥是姊妹们最敬重的人，在省厅的某个单位当处长，关于他工作的事，利民从不过问，在他的感觉中，父亲和其他姊妹大概也并不太知情，作为家里的“老大”，大哥向来沉稳寡言，总是坐在最主要的位置一颗接一颗地抽烟。大哥还在市上上班的时候，托人将在箭子川道的山沟里上班的二哥调到了市上的一所小学，这是大哥对他的兄弟们帮助最大的一件事，所以二哥在大哥面前总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比见了父亲还要恭敬，二哥只有在大哥回家的时候才一起回来，除了端茶倒水，家里也没有他说话的地方。二姐当年赌气出走，在江苏打工，嫁给了杭州人，结婚的时候，大哥一家子去了，本来要叫父亲和母亲一起去，但被母亲拒绝了，利民知道，母亲当时是指望着二姐的礼钱供给二哥上学呢，但二姐给父亲没给一分钱，这让母亲一直耿耿于怀。这几年二姐在上海开餐厅，据说日子过得宽裕，时不时给父亲寄钱来，母亲才慢慢原谅了她，到现在，二姐反而成了母亲最喜欢的孩子。利民是家里最让人操心、最不成器的一个，母亲总是当着孩子们的面说他的不是，他早就习惯了。
父亲早上在马嘴梁拔了一捆胡麻回来，母亲给他下面，他吃了一碗，再去盛第二碗的时候，栽倒在厨房里。“我只听得噗通一声，还以为老不死的把水缸掀倒了，骂他呢……可骂了半天没反应，我就觉得不对……”母亲见了每个子女都要说一遍这个意外，但总是话没说完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万来将老两口送到了县医院，第二天大姐才赶了过来，大姐的孙子九个月大，她一个人带，抽身出来也费了很大的劲，出门的时候儿媳妇还跟她耍脾气，“六个儿女，要你一个老女儿料理后事，其他的都是吃干饭的吗？”大姐在病房里给利民转述了儿媳妇的话，说完就开始诉她的苦，好像天下就她一个人活得最难。大姐每次回娘家都是给母亲说她的难肠，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说话上，这么多年，给父亲没有洗过一件衣服，给母亲没有梳过一次头，临走的时候，父亲还要给她一点钱，利民知道，姊妹们给父母的钱，可能有一大半都接济了大姐。
利民下了夜班刚躺在床上就接到了大姐的电话。他原本想着睡一会儿，就和林亚珍去乌斯图的开发区看房。林亚珍在超市上班，半个月才休息一次，这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事。得知噩耗，利民从床上弹了起来，林亚珍正在收拾早餐后的残局，她回过头来，惊讶地望着利民，在和她四目相对的瞬间，利民想到的不是父亲，而是她，在逼仄的出租屋内，在昏沉的睡意迅速撤离他身体的时候，他对她说了实话。林亚珍呆了片刻，顺势坐在旁边的二手单人沙发上，长出了一口气。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么，你母亲怎么办？”
所有人都和林亚珍想的一样，父亲死了，依靠着拐杖的七十八岁的母亲该怎么生活呢？利民看着白色的被子下紧闭着双眼、胡子拉碴的父亲，没有勇气叫他一声，要不是捂在他脸上的绿色氧气罩子还有呼出的白气，他以为他早已经死了。一向健康硬朗的父亲，倒在了脑溢血这种病上，想必父亲也不会想到这个结局。母亲问：“他会不会死？”利民愕然地看着母亲，不知如何作答，作为在家里毫无地位的人，利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妄下结论。“死了也就罢了，人活在这个份上，怎么样都是个拖累。”母亲将头转向大姐喃喃自语。大姐边收拾东西边说：“真死了，倒就不用操心了，活着也没多大意思。”利民一来，大姐就准备回家了，她接着就开始说回家要面对的诸多问题，这让利民觉得大姐刚才说的话倒是真心实意的。大姐有哮喘，看起来比母亲都要吃力些，利民觉得大姐真是像极了早些年的母亲，而大姐年轻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利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大姐出门的时候又说：“我倒盼着你们两个都死了，我也就不操心了。”母亲看着父亲，又喃喃自语：“死不了，老天爷不收啊。”
但父亲最终没死，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成了活死人，这是要跟赶着害人哩。”母亲坐在炕上，端着碗给父亲喂白面糊糊，调羹到了嘴边，一大半就淌了出来，顺着嘴角一直流到了脖颈，她就用一块蓝格子的手帕慢慢地擦。利民想起去年的时候，母亲也是同样睡在炕上，疼痛让她脾气暴躁，父亲给她喂药，她憋着嘴就是不吃，黑色的药水顺着嘴角往下流。这样的场面在这个家里并不多见，父亲一生倔强刚毅，即使天大的事他都会做出一副无谓的样子。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不能让人喂着吃，姊妹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这样说。
杨逍作品的名家点评：
杨逍的小说，往往是通过小人物生存困境的描写而呈现出一种悲悯的困顿底色。他始终在书写底层人物的挣扎和搏斗，无奈或者无助，尤其是挣扎之后的无奈或无助，人物在接受外部压力的同时，内心深处也备受煎熬，在情感与金钱、良知与道德、生活与生存面前，他们又该何去何从？杨逍小说对存在的意义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这也许就是杨逍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
——王彬，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
然而《衰草》最显“群像小说”精髓的，是不分主次的人物设置。杨逍不动声色地一一录下众人的喧嚷与作态，将荒芜空虚的精神世界，或丑陋病态的人格逐一展示。看似不经意信笔写来，实则技巧把控张力十足，匠心独运尽显主动。
——海力洪，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很久以来，西部文学都是以乡土写作扬名立万的，但近些年，西部文学反而因为背着乡土文学这个标签而备受诟病，在越来越快的城镇化进程中，很多人认为乡土文学已然与当代中国脱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部文学变得弱小起来，这在80后年轻写作者中尤为明显，西部的80后小说家也因此大受遮蔽。但这并不是说西部的年轻一代写作者写得不好，反之，在我看来，地域限制了他们，也成就了他们，他们因为更多的付出而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甘肃80后小说家杨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西部乡土文学根脉的延续和拓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品沉稳厚重，令人眼前一亮。
——杨光祖，文学评论家，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杨逍的小说有四个特点：一是他营造了一个属于个人的独立的世界——箭子川和箭子镇；二是杨逍的小说颇具现代意识；三是杨逍的作品有戏剧性，故事凝练，可读性强；四是有思想的高度，批判现实，又对人小物充满了怜悯与同情。
——侯波，小说家，《延安文学》主编
杨逍的小说向来沉稳纯粹而又具有异质性。他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现实世界的独到生命体验，将西北小镇人物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展露无疑，通过对底层小人物的精准刻画，来反应他们在两难境地中的挣扎和无奈，从而将自己对生活及生命真相的思索和拷问表达出来，这是他能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并被文坛关注和肯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元忠，诗人，文学评论国家，天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古语有云，“仗义每从屠狗辈”，那些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仗义助人的人，往往是些最卑贱的底层大众。《天黑请回家》又一次诠释了这样的情形。尽管在物质化的今天，这个似乎“悖谬”的所谓“常理”依然发生着。作为一个小说家，杨逍在小说中鲜活自然而又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情形，让读者忍不住掩卷深思。
——刘晓闽，中篇小说选刊副主编
杨逍的《天黑请回家》描述的是底层的艰难生活场景和底层人群的相濡以沫。来到城里的乡村少妇赵月阳们只要稍有姿色，就要忍受王老板们的挑逗和骚扰。同样为生计奔波的“我”，在一次性接到王老板的一万元后，也开始犹豫，要不要怂恿赵月阳投入王老板的怀抱。底层的困境与无奈是这个时代斑驳图景中最不应该忽视的一面，好在作家凭借犀利的眼睛和手中的笔传递出他们的心跳、传递出人群的体温和时代的真实气候，为我们拼贴出一幅真实的时代图景。
——郑润良，中篇小说选刊特约评论家
“对于小说的主人公云秀和小梅来说，生活的磨难和命运的打击遥遥无期；内心深处的渴盼与希望遥遥无期，也许坚忍能化解这一切？可是善良的愿望能否实现同样无法期待——作者以平朴的语气讲述了一个近乎悲惨的乡村故事，并给予了无限同情与悲悯，看后令人感慨与沉思。
——《山东文学》“主编看好”栏目主编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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