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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最新研判:疫情正在向季节性、地方性流行转化

原标题:张文宏最新研判:疫情正在向季节性、地方性流行转化

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张文宏线上演讲截图

2023年1月8日,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怎样理解这一转变,接下来如何应对挑战?

当天,“瞰见未来”202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新年论坛在线上举行,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演讲中表示, 目前,中国的疫情正处于大流行向地方性流行转化的过程当中,要通过加强基层卫生资源投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健康挑战。

“‘乙类乙管’是为地方性流行做准备”

新冠病毒感染归入“乙类乙管”,意味着什么?甲类、乙类有什么区别?流行病暴发会经历怎样的过程?

张文宏解释,甲类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和已经消灭的天花。降级前的新冠是乙类传染病,但是纳入甲类管理。其他乙类传染病有人们熟知的艾滋病、病毒性肝炎、麻疹、登革热、肺结核等等,但这些传染病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似乎不是很大,它们已经到了相对低的流行水平,被称为“地方性流行”,即它们的致病性、发病率、死亡率是在整个人类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有时甚至远远低于肿瘤、心血管疾病等。

历史上,每种传染病都有从大暴发逐渐进入地方性流行的过程,即人类和自然界达到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以整体发病率进入相对低的水平为标志。

以急性传染病的代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为例,当时引起了5000万到1亿人的死亡。随着流感在3年内造成两波全球性大流行以后,它逐渐进入了地方性流行的阶段。

进入地方性流行阶段后,流感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异,一般会有两种变异方式,大的变异是以基因重组作为主要的变异方式,小的变异是流感的抗原漂移,在人类社会形成季节性或地方性的流行。每一次小的变异会对人类上一次形成的群体免疫造成部分逃逸,每一次部分逃逸都会造成一波小的流行,每一次大的变异都会造成大的流行。

再譬如血吸虫病,在长三角地区曾是非常流行、发病率非常高的传染病,最终也纳入乙类传染病。通过大量发动社区医生和村医,依靠医疗力量下沉到基层对病人进行救治,如今,长三角地区的血吸虫病已经被消灭。

张文宏表示,新冠病毒的流行程度远远超过2009年的流感、2003年的SARS。前期,中国对新冠进行了有效管控,所以中国进入大流行、再到地方性流行的时间节点相比其他国家是推后的。

“中国目前正处于大流行的高峰,有些地方高峰刚过,有些地方高峰刚刚来,最终都要进入地方性流行。宣布新冠进入乙类传染病乙类管理,就是为地方性流行做准备,也确认了这个传染病的流行率会逐次下降。”他表示。

对比美国和新加坡的数据,在美国,年龄大于65岁的人群中,奥密克戎造成的死亡人数高于德尔塔。而在新加坡,新冠死亡人数在德尔塔变异株之后逐波下降,即便奥密克戎感染人数多,死亡人数却并不高。

张文宏认为,面对奥密克戎,新加坡的抗疫策略远远优于美国。新加坡大多数老年人在德尔塔变异株流行期间完成了3针疫苗接种,因此从奥密克戎开始,新加坡的病死率就达到非常低的水平,注射过疫苗的人群只有0.02%死亡,超额死亡率接近零。“这意味着,对于大规模的传染病,我们在医疗管理、医疗资源分布方面具有极大的探索空间。”

加强基层卫生资源投入

最近,张文宏为什么常常出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文宏表示,上海132名市级专家到16个区下沉指导,最终目标是希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对病人进行早治疗,“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繁忙活跃于各个社区,就是要在社区迅速建立一整套医疗诊疗体系,保证资源能够抵达现场。”

他强调,社区治疗要抓住“黄金72小时”。老人感染新冠后很容易产生肺炎,基础疾病加重,出现重症或死亡的病例都是早期72小时被延误,要么在家里延误,要么在社区没有得到规范化治疗,或者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案,或是一些药物没能够抵达基层。

早期,不仅要对病人进行营养与退热的对症支持,还要进行氧饱和度的监测,对发生重症倾向的病人迅速干预。还要尽早给予抗病毒治疗,这涉及药物能否及时抵达基层。

对于快速进展到肺炎或重症的病人,早期的激素使用非常关键。如果出现呼吸困难,走路有点喘,都是使用抗炎症治疗的最好时间节点。如果等大医院排队数小时拍CT,看到有肺炎再用药,可能最佳的时间已经过了。

“新冠乙类管理意味着感染人数会大幅度增加,如果医疗力量全部放在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就无法在早期实施对全人群的优化治疗,而如果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得到初步处理,人们拥到二级、三级医院势必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张文宏说。

上海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规范与分级诊疗流程,包括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应该做哪些工作、资源如何下沉、合理的规范化的治疗应该怎么做。他认为,这样一套方案将来同样适用于流行病或慢性病管理,包括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脑血管疾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的早期干预。

他举例道,病毒性肝炎,特别是乙型肝炎,最终的结局是肝癌。在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肝癌的5年生存期是70-80%,中国还不到50%。主要原因不是中国的医生水平不行,而是对疾病的筛选、监测没有抵达早期,一旦发病已经是肝癌晚期,生存率就非常低。

面对大规模传染病,他认为,医疗的服务对象必须从个体跨越到人群,从给一个人看病到为所有的人群服务,“这不局限于要求医生有为个人看病的能力,而是对整个医疗管理、医疗资源的重新配置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只有疾病防控或治疗向前端转移,才有可能战胜大规模疾病的冲击。

演讲最后,他指出, 大流行的管控就是在不确定的疫情中不断追求确定性的过程,“未来有可能继续出现数波像新冠一样的流行病,什么时间来到不清楚,但应对这样的流行病必须有一个确定性的应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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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紫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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