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文学杂志
（散文）
哈米提·博拉提汉（哈萨克族）
在阿克塞草原的风里，我总能闻到一种独特的香气——旧纸张混着马奶子草的干燥气息，还裹着阳光晒过的暖味，那是从帆布包里的一摞文学杂志上飘出来的。它们跟着我穿过苏干湖泛着银光的晨雾，越过阿尔金山覆着薄雪的雪线，在每一个哈萨克牧民的毡房里铺展，在每一盏昏黄煤油灯的光晕下静卧，陪着我度过了那些与文字相拥的晨昏。而我与文字的牵绊，从来都绕不开哈萨克、汉族两种文字的交织，它们像草原上的双生花，开在我半生的文学旅程里，也融进了这些杂志的墨香中，尤其是《曙光》哈萨克文杂志，更是让我的本民族文字，在纸页上扎下了根。这些杂志，是我少年时枕边的星光，是我中年时行囊里的暖炉，更是如今案头最妥帖的陪伴，把半生岁月都浸在了两种文字的墨香与草香里。
最早与文学杂志的相遇，是在县城那家蒙着薄尘的新华书店。那时我还是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哈萨克族袷袢的少年，攥着母亲给的五毛零花钱，指尖都沁着汗，在书架间踟蹰。玻璃柜台后，一本封面上印着草原羊群与毡房的《民族文学》突然撞进眼里——靛蓝色的底色像苏干湖的湖面，“民族文学”四个烫金大字泛着柔和的光，像阳光下毡房顶毡的绒毛，粗糙的纸面带着刚从印刷厂出来的微热，仿佛还藏着机器运转的余温。我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看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用带着哈萨克语口音的汉语对售货员阿姨说：“请把那本杂志拿给我看看。”
指尖第一次触到书页时，我忍不住轻轻“呀”了一声。粗糙的纸页带着植物纤维的纹路，指尖划过，能摸到铅字微微凸起的痕迹，像草原上被风抚过的草茎。最让我惊喜的是，杂志里竟有哈萨克语与汉语对照的篇章，方正的汉文像戈壁上稳稳扎根的梭梭，舒展的哈萨克文像马鬃划过风的曲线，两种文字挨在一起，却都写着同样的草原故事：《黑骏马》里的少年牵着马走过漫漫长夜，《阿勒泰的角落》里的牧人在雪地里点燃篝火。那些文字像冬不拉的琴弦，被
作者轻轻拨动，不管是汉文的凝练，还是哈萨克文的婉转，每一个字都在诉说着我熟悉的草原、羊群和转场的牧道。我蹲在书店门口的老槐树下，把杂志摊在膝头，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却不觉得疼，只觉得两种文字的温度像滚烫的马奶酒，顺着喉咙滑进心里，烧得胸腔暖暖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在书页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像羊群踏过草原的影子，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那些关于马、关于草原、关于亲情的细碎瞬间，能被两种文字如此温柔地记录，能被写进这样厚重的杂志里，被更多人看见。
后来，我成了县委统战部的干部，帆布包里除了文件和印泥盒，永远会腾出一块地方，装着几本《民族文学》，还有我手抄的双语笔记，偶尔也会在县城的邮电局买到几期《曙光》哈萨克文杂志，小心翼翼地夹在其中。去牧民家走访的路上，汽车颠簸在戈壁滩的碎石路上，我就把杂志摊在膝盖上，一只手按住纸页，另一只手轻轻摩挲着两种文字。车窗外，红柳丛在风中摇曳，远处的羊群像散落在绿毯上的珍珠，而杂志里的文字，有时是藏族诗人笔下带着青稞酒香的汉诗篇，有时是回族作家笔下西海固的黄土炊烟，最让我心动的，还是《民族文学》里的双语篇章，以及《曙光》哈萨克文杂志里纯粹的本民族文字，那些字句像牧人在耳边唱着熟悉的歌谣，写草原的风如何吹弯草叶，写转场的路如何漫长，写奶茶的香气如何萦绕毡房。
有一次在花海子草原的毡房里，外面飘着细碎的雪花，毡房里的火炉烧得正旺，奶茶在铜壶里咕嘟咕嘟冒泡。我给老牧民哈斯木念了《民族文学》里那篇哈萨克族少年与马的散文，先念哈萨克文，他听得频频点头，眼角泛着泪光；再念汉文，他虽识不得方块字，却从那些音节里，听出了与哈萨克文同样的深情。等我念完，又翻出随身带的《曙光》哈萨克文杂志，给他念了里面的一首牧歌，老人跟着轻轻哼唧，手指在毡桌上打着拍子。末了，他默默给我添了一碗冒着热气的奶茶，满是皱纹的手轻轻拍着我的手背，掌心的老茧蹭过皮肤，带着粗糙的暖意：“不管是哪种字，写的都是我们牧人的心里话，可还是咱自己的文字，读着最贴心。”坐在一旁的牧民妇女古丽娜尔抹着眼泪，从毡房角落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少年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去年转场时，我家的马也丢了三天，我男人骑着马在雪地里找了整整两夜，以为再也找不回来了，没想到第三天天亮，马自己循着气味回来了，身上还沾着雪地里的冰碴子。”那一刻，煤油灯的光晕落在杂志的纸页上，两种文字的铅字仿佛活了过来，与《曙光》哈萨克文杂志里熟悉的字句交织，和毡房
里的奶茶香、火炉的柴火声、牧民的叹息声融在一起。我突然明白，这些杂志里的文字，从来不是远在天边的风景，两种文字也从不是隔阂，而是我们身边的炊烟、蹄印和歌声，是每一个牧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悲欢，是连接草原与世界的桥。
那些年，我像守护初生的羊羔一样守护着我的杂志，也开始学着用两种文字记录草原。父亲把他年轻时用的旧皮箱给了我，深棕色的牛皮已经磨得发亮，里面铺着母亲织的羊毛毯，一半装汉文杂志，一半装《曙光》哈萨克文杂志与其他哈萨克语刊物，还有我的双语稿纸；母亲又用磨旧的牛皮给我缝了个帆布包，针脚细密，还在包口缝了一圈红柳编的绳，让我能把杂志和稿纸稳稳背在身上，不怕转场路上的颠簸。《民族文学》的封面被我摸得发白，边角卷成了柔和的波浪，里面夹着我当年在红柳沟采的红柳枝，枝条已经干透，却还保留着淡淡的红褐色，空白处的笔记，也是哈萨克文与汉文交错，有时是一句突然想起的牧歌，有时是看到的草原风景；1998年的那本《曙光》哈萨克文杂志，封面上的雪山还清晰如昨，蓝白相间的画面像刚画上去的一样，里面却夹着我在苏干湖畔采的骆驼刺干花，花瓣早已枯萎成淡黄色，却依然能嗅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干涩香气，我在扉页用汉文抄下了那句哈萨克族谚语，又在旁边写下原版的哈萨克文：“马是翅膀，书是眼睛。”
还有《岁月流金》《西部中国》《阿勒泰春光》，它们有的跟着我在牧民的毡房里过夜，被奶茶溅上过点点褐色的痕迹，纸页上的文字却依旧清晰；有的在阿尔金山的考察车上陪我颠簸，纸页边缘被风吹得卷了边，我用石头把它们压平，继续在空白处写双语笔记；有的甚至在暴雨里被打湿过，留下一圈圈浅褐色的水渍，像岁月刻下的年轮，两种文字的墨迹晕开一点点，却像草原上的溪流，缠缠绕绕，从未分开。这些潦草的双语字迹，和杂志上的铅字叠在一起，被岁月浸得发黄，成了我最珍贵的手稿，藏着我与两种文字相遇、相伴的每一个瞬间。
再后来，我正式拿起笔，用哈萨克、汉族两种文字写作，把草原上的风、羊群的影子、转场路上的星光、毡房里的奶茶香，都一笔一划写进稿纸。我的稿纸总是很特别，左边写哈萨克文，笔画舒展，像草原上的草茎随风摇曳；右边写汉文，方方正正，像毡房的木柱稳稳扎根，写累了，就对着草原读一读，哈萨克文读起来婉转悠扬，像冬不拉的琴声；汉文读起来铿锵有力，像马蹄踏过戈壁的声响，两种文字互相印证，让草原的故事更真切，让心底的情感更饱满。最先寄给的，就是《民族文学》——那个在书店门口让我心
动的杂志，那个陪我走过戈壁草原的杂志。那篇写苏干湖候鸟的散文，我用两种文字各写了一遍，改了五遍，每一次修改都像在梳理羊毛，把粗糙的地方磨得柔软。我把汉文稿子抄在方格稿纸上，字迹写得工工整整，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贴了八分钱的邮票，在信封上一笔一划写下“《民族文学》编辑部收”，哈萨克文的稿子则叠在一旁，想着寻一个合适的哈萨克文刊物寄出。
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绕远路去县城的邮电局，柜台里的阿姨都认识我了，见了我就笑着问：“哈米提，又来等你的‘远方消息’啦？”我总是红着脸点头，眼睛盯着收发信件的篮子，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三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了那封熟悉的信封，却不是用稿通知，而是退稿信。编辑用娟秀的汉文字体写着：“文字很有温度，满是草原的气息，但对候鸟的描写可以更细腻些，比如它们掠过湖面时的姿态，翅膀沾着露水的光泽，这些细节能让文字更有画面。”我坐在邮电局门口的台阶上，把退稿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沮丧，反倒觉得心里暖暖的。我把信折好，夹在《民族文学》那篇双语散文旁边，又拿起哈萨克文的稿纸反复修改，用本民族的文字描摹候鸟翅膀掠过湖面的弧度，描摹露水沾在羽毛上的光泽，描摹它们落在芦苇丛里的轻响，那些字句在笔尖流淌，比汉文更贴合心底的感受。改完最后一个字，我把这份哈萨克文稿子，郑重地寄给了《曙光》哈萨克文杂志——那本让牧民们读着最贴心的刊物，那本我藏在帆布包里，陪我走过无数草原路的杂志。
没想到，半个月后，我就收到了《曙光》哈萨克文杂志的用稿通知。信封上印着熟悉的哈萨克文刊名，里面的信纸用哈萨克文和汉文双语写着：“你的文字里凝着草原的晨露，藏着苏干湖的风，把候鸟与草原的羁绊写得动人心弦，我们选发了你的散文，期待你更多用哈萨克文书写的草原故事。”那一刻，我攥着信纸，骑着马跑遍了整个花海子草原，把这个消息告诉每一个认识的牧民。我把样刊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马跑起来时，风从耳边掠过，怀里的《曙光》哈萨克文杂志像揣着一团火，暖得我胸口发烫。哈斯木老人戴着老花镜，让我把杂志摊在毡房的小桌上，他凑得很近，手指点着纸页上的哈萨克文铅字，一字一句地读着，皱纹里漾开笑容，像湖面的涟漪：“看呐，这是咱哈米提写的字，写的是咱苏干湖的鸟，咱草原的事！”那天晚上，毡房里的火炉烧得格外旺，我们煮了手抓肉，就着马奶酒，我把那篇散文用哈萨克文大声念了一遍，牧民们跟着应和，歌声、笑声、琴声缠在一起。窗外的风卷着雪粒拍打毡房，发出“簌簌”的声响，屋里却暖得像春天，马奶酒的香气、手抓肉的香气，还有《曙光》哈萨克文杂志上墨香的气息，融在一起，成了我
这辈子最难忘的味道。
从那以后，我的文字开始顺着草原的风，飘向更远的地方，哈萨克、汉族两种文字，成了我草原故事的双翼，而《曙光》哈萨克文杂志，也成了我哈萨克文文字的重要归宿。我用汉文书写的草原故事，陆续发表在《阿勒泰春光》《伊犁河》《阳关》《西部》等杂志上：《阿勒泰春光》登了我记录哈萨克族牧民转场的纪实，编辑说我的汉文里藏着哈萨克族的柔情，读来如临其境；《伊犁河》选发了我的汉文诗歌，那些关于雪山与牧道的字句，越过天山，被更多人看见；《阳关》发表了我写阳关古道与哈萨克族迁徙的散文，把草原的足迹刻进了古道的历史；《西部》刊登了我写阿尔金山野生动物的文字，让藏原羚、野骆驼的灵动，走出了阿克塞的草原。而我的哈萨克文文字，大多都落在了《曙光》哈萨克文杂志上，有写牧人与马的深情，有写转场路上的星光，有写苏干湖的朝朝暮暮，每一篇发表，牧民们都会互相传阅，毡房里、牧道上、海子边，总能听到有人读着《曙光》哈萨克文杂志上的文字，那是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声音，在草原上轻轻回荡。
《伊犁河》杂志也曾同时选发了我的双语散文《天窗》，汉文凝练，哈萨克文婉转，被印在同一版面上，像草原与雪山相依，像马与牧人相伴。有一次我去伊犁采风，在一个牧民家做客，主人得知我就是那个为《曙光》哈萨克文杂志撰稿的哈米提，突然抱起冬不拉，弹起了熟悉的旋律，用哈萨克文唱起了我发表在《曙光》上的诗，琴声里混着伊犁河的水声，婉转悠扬。我也跟着唱起，窗外的伊犁河泛着银光，歌声绕着毡房，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文字的力量从不分民族，哈萨克文的婉转，汉文的凝练，都能让草原的故事，跨越山川湖海，走进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心里。而《曙光》哈萨克文杂志，就像草原上的一座灯塔，让我们的本民族文字，在纸页上生生不息，让草原的故事，以最贴心的方式，留在牧人的心底。
每次收到样刊，不管是汉文的《民族文学》《阿勒泰春光》《伊犁河》《阳关》《西部》，还是哈萨克文的《曙光》，我都会把它们小心地包上牛皮纸，带回草原。在转场的路上，我把杂志铺在马鞍上，让风翻读那些铅字，汉文的墨香混着哈萨克文的气息，再揉进马汗的味道，成了旅途最安心的陪伴；在毡房的油灯下，我给牧民们念自己写的故事，先念《曙光》哈萨克文杂志上的文字，让他们听得懂心底的话，再念其他汉文杂志上的篇章，用汉语把草原的故事讲给身边懂汉文的人听。看着他们眼里亮起的光，像星星一样
闪着，就像少年时的我，在书店门口第一次遇见《民族文学》，第一次摸到纸页上哈萨克文与汉文铅字的模样。
有一年冬天，我带着刚收到的《西部》杂志和最新一期的《曙光》哈萨克文杂志去拜访哈斯木老人，他已经卧病在床，眼神却依然清亮。我把两本杂志递到他手里，他颤抖着手指，先抚摸着《曙光》哈萨克文杂志上我的名字，指尖在熟悉的铅字上反复摩挲，又轻轻摸着《西部》上的汉文名字，像抚摸着自己孙子的脸颊：“你看，”他笑着说，声音有些微弱，却带着藏不住的骄傲，“我们的话，我们的字，都走到远方了，草原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了。”那一刻，煤油灯的光落在他的脸上，皱纹里都浸着暖意，我突然明白，这些杂志早已不是简单的纸页，它们是草原的信使，而我笔下的两种文字，就是信使的语言，《曙光》哈萨克文杂志更是牵着本民族的心，带着牧人的心声，带着草原的气息，飞到了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心里。
如今，那些杂志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摆了满满两层，汉文的、哈萨克文的，挨在一起，像草原上的牧人与马，像苏干湖的水与岸，而《曙光》哈萨克文杂志被我整整齐齐地摆在上层，每一期都包着牛皮纸，纸页虽有些泛黄，却依旧平整。有的封面已经脱落，露出里面泛黄的纸页；有的书页开始发脆，轻轻一翻就会发出“沙沙”的声响；有的上面还留着奶茶渍、尘土印，甚至还有马鬃划过的痕迹；有的版面里，汉文与哈萨克文并肩而立，墨香交融；而《曙光》哈萨克文杂志的纸页上，还留着牧民们传阅时留下的指印，带着草原的温度。它们依然像一群沉默的老友，在午后的阳光里散发着温暖的气息。
我常常坐在书桌前，泡一杯奶茶，随手翻开一本，那些熟悉的文字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有我年轻时用两种文字写下的句子，带着青涩却滚烫的情感；有我抄录的双语哈萨克族民歌，歌词里藏着草原的密码；还有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作家们的文字，汉文的、少数民族的，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民族文学》里夹着当年的双语投稿信草稿，字迹稚嫩却工整；《曙光》哈萨克文杂志里夹着一张张苏干湖的照片，照片旁是我用哈萨克文写下的创作手记，汉文的翻译小字写在一旁；《阿勒泰春光》里夹着一片阿勒泰的白桦树
叶，叶脉清晰，还带着淡淡的清香，树叶背面是我用哈萨克文写的小诗；《伊犁河》里夹着一朵伊犁河谷的野花，花瓣早已干枯，却依然能想象出它盛开时的模样，旁边是那首双语诗歌的手稿；《阳关》里夹着一把古道上的沙粒，指尖捻起，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沙粒旁是汉文与哈萨克文的迁徙感悟；《西部》里夹着一块阿尔金山的碎石，冰凉的触感里藏着雪山的气息，碎石边是我用两种文字写的藏原羚描写。这些细碎的物件，和两种文字的铅字一起，拼成了我半生的文学旅程，每一个细节都带着温度，每一段回忆都浸着深情。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已经不再读纸质杂志了，手机屏幕上的文字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纸页的质感，没有墨香的萦绕，更没有岁月沉淀的温度。但我依然守着我的这一摞旧刊，像守着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和鹰笛，像守着草原上的羊群和牧道，也守着我笔下的哈萨克、汉族两种文字，守着那本让草原声音扎根的《曙光》哈萨克文杂志。它们是我与世界对话的窗口，让我知道，无论草原多么遥远，总有两种文字能架起桥梁，让草原的故事被听见；它们是我安放灵魂的牧场，让我在喧嚣的世界里，能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用两种文字安放对草原的热爱，对生活的深情。
每一本杂志里，都藏着一段岁月，一个故事，一种情怀。它们让我明白，文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而文字也从无高低之分，哈萨克文的婉转，汉文的凝练，都是草原上的一缕风，轻轻拂过草叶，带来远方的消息；都是毡房里的一盏灯，在黑暗中亮起，温暖着每一个孤独的夜晚；都是我们哈萨克族人血脉里流淌的歌，更是各民族相依相伴的诗，唱着亲情、友情、爱情，唱着对草原的眷恋，唱着对生活的热爱，唱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温情。
此刻，窗外的风正掠过苏干湖的湖面，带来远处草原的气息，马奶子草的香气混着泥土的芬芳，从窗缝里钻进来，与屋里两种文字的墨香缠在一起。我抚摸着那些杂志粗糙的纸面，指尖划过汉文铅字的方正，也抚过《曙光》哈萨克文杂志上本民族文字的舒展，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蹲在书店门口的少年时代，回到了那个第一次摸到纸页上铅字，第一次听见草原故事在文字里流淌的午后。阳光穿过玻璃，在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羊群踏过草原的痕迹，温暖而宁静。
我知道，只要这些文字还在，只要这些杂志还在，我的草原就永远不会老去，我的文学就永远不会褪色。而那些散落在《民族文学》《曙光》哈萨克文杂志《阿勒泰春光》《伊犁河》《阳关》《西部》里的文字，会像草原上的种子，在每一个读者心里生根发芽，长出一片属于我们的文学牧场，让草原的风永远吹拂，让文字的温度永远传递，让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能在墨香与草香里，找到心灵的归宿。
哈米提·博拉提汉，甘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酒泉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九九年民族出版社社出版小说散文集《迷失的天鹅》一书，获二零零年酒泉地区“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短篇小说《神秘的艾娜湖》在二零零一年在酒泉《阳关》第一期发表，二零零九年十月获甘肃省第五届民族文学奖，多篇小说在《民族文学》、新疆《西部文学》、《回族文学》、哈萨克文杂志《曙光》、《伊犁河》、《阿勒泰春光》《塔尔巴哈泰》、《哈密绿洲》等杂志发表，有的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