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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李焕英》,煽情背后1980年代的真相

它无意去怀1980年代的旧,却无意间触及了那个年代的真相。

(《你好,李焕英》剧照 )

本来这样一部从小品衍生而来的煽情轻喜剧,是引不起我写评论的兴趣的。但《你好,李焕英》的时代设定和叙事设定,正好是我的关注点,也是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两点,似乎可以剖析一下。

电影涉及两个年代,一是李焕英去世的2001年,几乎完全看不出时代特征;二是贾晓玲回去遇见青年李焕英的1981年,看似下了重笔描绘,实际上偷工减料——但因为偷工减料,却无意间触及了那个年代的真相。

首先我不赞同有的批评者说的,《你好,李焕英》完全美化了那个时代和国营工厂里的生存环境。的确,我们在电影里没有看到启蒙的阵痛、伤痕文学式的忏悔,甚至像贾樟柯《小武》、《站台》里那种文化撞击都被轻轻带过了;但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像2005年顾长卫那部《孔雀》那样,在美学上苦心经营,猛力怀八十年代的旧。

还记得《孔雀》里,我们看到用粉笔涂白球鞋、打煤球、做西红柿酱、眼保健操等等刻意照亮的细节,便随之感叹:啊,当年我们就是这样的啊!仿佛翻看旧相册,那么多细节,但是影响这些细节的风波、暴雨或阳光,我们是看不到的。

(顾长卫电影《孔雀》工作照)

《你好,李焕英》更把大多数镜头收窄到八十年代初的一家国营大厂里面,时代的风波、暴雨或阳光固然没有展现(贾玲毕竟不是贾樟柯和顾长卫那两代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人),细节也勾画得漫不经心——可以说,电影没有太刻意以怀旧作招徕。

正是因为这漫不经心,我们得以聚焦人与人的关系,那里面折射的,也许才是目前常常被文艺中年粉饰和文艺青年意淫的八十年代更为普遍的真相——属于老百姓的真相。

视觉记忆可以被洗白、被美化,对人情冷暖的记忆难以磨灭。电影开始时中年李焕英王琴们的勾心斗角,直接可以追溯到她们青年时代的贫乏与不平等,在那个贫乏时代的制约中挣扎出来的人,一辈子都咽不下那口气。

电影显示的李焕英性格比较豁达,旁观她一辈子消磨的,是不甘心的女儿。19岁的贾晓玲难以参透李焕英困难的一生的因果,所以才会以为她穿越后的努力能改变母亲的命运。但39岁的贾玲在娱乐圈打滚多年,城府已成,不假思索地拍出了所谓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早就埋藏着本时代丛林的因子。

贾玲不可能真有那么强的批判精神,但她的出身和家庭奋斗史,肯定给她带来不少认识社会势利真相的机会,于是她练就了一双冷眼。她的热心只回向她的亡母,王琴和沈光林这两个角色,成为她报复八十年代的捷径。

尤其是沈光林和他的厂长爹,这种裙带关系的讽刺,在上个世纪末的春晚偶尔还能看到,这个世纪的新鲜人看着要么觉得无关痛痒,要么就觉得“胡说,那纯洁的八十年代怎么也有这种猫腻”。

但笑话背后,我们看到六十年代的血统论延续到八十年代依旧通行,厂长可以通过排球比赛给儿子选妻,厂长儿子演出大家不敢笑,作为文艺干部的沈光林能被直接派往刚成立的深圳特区当厂代表,他不当就可以给那个未来可能成为他在深圳妻子的王琴当……

(《你好,李焕英》剧照)

那个时代的人也并非他们长相那么纯朴,就拿看文艺汇演那一幕来说,他们看自我矮化的二人转不笑并非因为他们比我们善良,而是他们看到人出大丑才笑得出来,那才是他们的人性。贾玲的喜剧手段基本也沿袭这个思路,才会拍沈光林跳水拉肚子那拙劣的一幕,笑得出来的,精神上还是上个世纪的中国人。

贾玲的一个小心思,暴露了她完全懂得裙带关系的利害。在电影里大部分时间缺席的父亲,其实在现实中对贾玲的成长非常关键。现实中贾玲的父亲的真实身分(播音员)被隐瞒,嫁接到沈光林这种官二代身上。他变成了一个锅炉工,竟然培养出一个考上省艺校的贾晓玲,是美化了个体奋斗的可能性。我们应该知道在那个时代,播音员就像《一秒钟》里的电影放映员一样,是文化意义上的小特权阶级,能让家人接触到不少文艺资源。

说回来,这部电影如果有什么值得品味的,那就是李焕英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其实她的复杂是她经历的时代赋予她的,以她的角度看,自己非常单纯)。从49岁穿越回来的李焕英,因为已经历过大半生与女儿的相濡以沫所以不舍得改变;要是还是那个白纸一张的李焕英,她理所当然会选择更好的人生——沈公子就像厂里那个第一台电视机一样,是值得抢的,这才是电影的潜台词。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那个八十年代乌托邦它的阶级固化和缝隙同样存在,电影里一个小学毕业的诗歌爱好者,能当上播音员给全厂朗诵自己的诗,也真是那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才可能出现的“错误”。现实中,朦胧诗一代也是得益于这个缝隙走上历史舞台的。《你好,李焕英》没有在这点多着墨,一方面避免了文艺意淫,但也显示了闹剧文化对王彩玲式文艺理想的不屑。

(《你好,李焕英》剧照)

出生于1980年代的贾玲,注定不会像成长于1980年代的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理解和同情那个时代。贾晓玲以为穿越可以改变人生,李焕英确知不能——其实是贾玲确知不能,因此她讲述的穿越故事错漏百出。

趣味正好出自这个错漏百出。我们搞不明白为什么看见个黑白电视纪录片就能穿越?穿越为什么要实实在在地从天空摔下来?为什么贾晓玲是摔下来而李焕英穿越没有摔?这都没关系,可到底为什么小流氓冷特第一次见贾晓玲就叫出了她的真名?这一个细节,我觉得是本片另一个精彩的点。

“如果再见你会记得我的名字吗?”——十多年前我看了万玛才旦的《寻找智美更登》后写下这样的诗句。这才是穿越的真髓所在,李焕英是贾玲最在意的人,所以她必须穿越回来记得贾晓玲,同理,冷特也是贾玲在意的人,他甚至是贾玲的超我,代替她圆各种梦,包括在医院等到母亲治愈的奇迹出现。所以他也必须记得。

是穿越还是梦境?是贾晓玲的梦境还是李焕英的梦境?其实这都不重要,《你好,李焕英》费了不少花巧又笨拙的功夫,讲述了一个本来朴素自足的领悟——那就好比是阿莫多瓦《痛苦与荣耀》里的那一幕:当萨尔多瓦在病院中向母亲告白“我没有成为你所期待的那样的人”时,母亲回答“我早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我们必须安于彼时中国的种种失落和不平,因为它们最终造就我们的成功,无论如何,笑到最后的人说了算——贾玲的版本是这样的。这也属于八十年代的真相吧。三十亿票房足以证明,我们就应该拥有这样的命,不要以为还有别的命。

(廖伟棠,诗人、作家、摄影家,现任教于台北艺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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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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